华国锋奉周恩来之命调查李震事件【5】

华国锋说：刘湘屏、公安部造反派、一些军队干部可厉害了。但是，再厉害，我也要实事求是，只能以事实为根据

华国锋亲自到现场察看，掌握第一手的材料。从公安部到政治局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现场并没有像刘湘屏所说的那样遭到破坏，进去就是台阶，只有李震一个人的脚印，他走到里面，又走回来，到管子那儿吃了安眠药，然后上吊自杀。办案人员的脚印都可以核对出来，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地方很狭小，没有其他人的脚印，就是自杀。那天晚上，李震去办公室看《参考要文》，他从５号楼出来还碰上了办公厅主任席国光。有人以此说李震是在５号楼被打死后送到那个管道里的。这个地方很狭小，他杀是不可能的。

华国锋如实向周恩来报告，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周恩来指示从北京、广州、上海、天津等地公安局调来技术人员进行侦破。虽然未告诉专家们死者是谁，但大家一致判定是自杀。1973年11月8日夜，周恩来找到刘湘屏和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谈话，并请吴阶平解剖李震尸体。刘湘屏认为李震是“他杀”，让她参与其中既在情理之中，也便于她的思想转变。

李震死后，其家属被安排到了台基厂15号，和吴忠同住一栋楼。于桑、刘复之被关在交通干校，由北京卫戍区管理。因刘复之是华侨，有人说他是“特务”“里通外国”，这样牵涉的人就很多，他的家属和亲戚14人被隔离。其中有一对夫妇在天津，华国锋将天津市领导解学恭、王曼恬找来。华国锋亲自审问刘的亲戚，如实向周恩来报告，刘复之没有里通外国。

华国锋认为在案子审查清楚之前，不能牵连孩子。他告诉总政治部负责人，部队不要让孩子们退伍、转业。但此事震动京城，于桑的孩子多在北京附近当兵，通知还没有发下去，部队已作了退伍处理。刘复之的女儿刘红燕远在福建，部队接到通知，既没有让她退伍，也不让回京探亲，用这种措施保护了她。

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刘湘屏、公安部造反派、一些军队干部可厉害了。但是，再厉害，我也要实事求是，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为了说服他们，光化验血就不知化验了多少次，都证明李吃进的安眠药和地上掉的安眠药是完全一样的。

华国锋多次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会议，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请其他部、委负责人参加。华国锋为了听清每个人的发言，谁发言他就站在谁的后面听。他们始终就是那几条意见，拿不出“他杀”的证据。

但是，找不出李震自杀的原因，就难以说服对方。是不是有凶手， 只有在一一排查后，才能下结论。另外，造反派、军队干部劲头那么大， 运动起来了也不是随便能停的， 因此公安部内部的清查仍在进行。

没有停止公安部内部的清查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王洪文一口咬定是“他杀”。1973年10月29日，他到中央读书班，煞有介事地说：“公安部部长李震死了，百分之九十九是被阶级敌人谋杀的。公安部长被杀，古今中外罕见。”王洪文想插手此事，他专门去公安部，发现李震上吊的绳子上打了一个结，老讲打结如何如何。李震上吊的绳子是从办公室窗帘绳上剪下来的，他就抓住大做文章。华国锋后来谈到王洪文当年的表现用了四个字：“实在幼稚。”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职务的提高并不等于能力的提高。毛泽东创造条件让他慢慢熟悉中央的情况，和李德生一起负责读书班，所以他有的是时间。李震一案，他什么事都要过问。

“四人帮”深知公安部掌管着专政大权，是国家的重要部门，早就想插手，既可名正言顺地安插人，又可打击周恩来。王洪文出于政治考虑，一味地支持造反派。他既不懂技术侦查，又不明事理，不断制造事端，为搞清问题增加了许多困难。王洪文见案子拖下来，迟迟没有按照他的预想找到凶手，不甘心。他借机在11月3日、4日将祝家耀从中央读书班调到公安部，准备让他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祝家耀，原是上海5703工厂的工人，和王一起造反后，任上海机管局负责人，对王洪文照顾有加。中共十大时连代表都不是，在王的坚持下他当选中央委员。十大后，毛泽东接受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教训，提出工农中央委员要学习马列著作，在北京分批分期办中央读书班，由王洪文、李德生负责。10月初第二期开学，王洪文指定祝家耀为地方支部的委员。

11月10日到13日，周恩来和基辛格会谈。14日、15日，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公安部的事项，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16日凌晨1时才结束。李震死亡的原因有争议，结论定不下来，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一直是压在周恩来心头的一块石头。王洪文说：派工人增强力量，要祝家耀到公安部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派上海警备区政委徐海涛（后调到总政保卫部任副部长） 到公安部帮助工作。周恩来不能让“四人帮”控制公安部，针锋相对说：调去的同志都不熟悉地方工作，我看还是让杨贵去吧。周恩来讲了话，王洪文不得不同意，16日晚找杨贵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