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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张学良肤施相会记【4】

明 七

2020年10月21日08:1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晚11点,会谈正式开始。昨天还是兵戎相见,如今敌对双方的统帅却握手言欢,促膝交谈,这历史还真有意思!在会谈中,他们谈了很多问题,但谈论最多的还是民族危机,以及如何制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问题。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说:“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他主张联蒋抗日,认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我们现在想壮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排除在外呢?如果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就不好办了。尤其是我们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实际困难。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深思了一下,说:“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本人同意张先生‘联蒋抗日’的主张。中共之所以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头子,他视人民为死敌,目下正像满清的西太后一样,‘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他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统治的。”

讲到这里,周恩来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

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只要蒋介石改弦易辙,放弃其错误政策,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得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连忙说:“对,对,要斗争!”

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联蒋抗日是张学良所企求的,他企望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张学良见周恩来没有批驳他,感到他的意见可能被接受,心情很愉快。

周恩来笑了笑,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一谈。”

张学良说:“蒋介石有民族情绪,他也恨日本人。据我回国后这两年的观察,他可能抗日。”接着,张学良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对日本的态度。最后说:“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若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一致抗日。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又说:“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周恩来诚挚地问张学良:“张先生,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

张学良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国家要统一集权,只有两条路,一是共产党的,一是法西斯的。他讲了一套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的道理。他毫不讳言地说:“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经,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应该有个强有力的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朝野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像希特勒之于德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样。只有这样,才能够抗击日寇,应付国难,国家才有前途。”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静心听着张学良的讲述,脸上的表情是和善而庄严的。他对张学良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处心积虑地寻找国家的出路,要雪国耻报家仇的迫切心情,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你同情你,还会帮助你。可惜张先生把路走错了,什么是法西斯,简单地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周恩来剖析了法西斯的本质,说:“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在历史上,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张先生都知道,并经历过。法西斯是反历史、反人民、反共的,它没有群众基础。要抗日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可能的。要发动民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绝对走不通,他只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发动人民群众抗日救国,谁就是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

张学良听后,默然良久,从此再不提及法西斯主义了。

张学良对发动抗日能否取胜提出了一些看法和疑问,诸如抗战爆发后,日本将封锁中国海岸,中国如何取得外援?日本内部能否起变化?等等。

对此,周恩来都一一作了解释。周恩来说:“日本不可能将我国完全封锁,军援不仅可得之英美,也可以得之苏联。抗战持久可能引起日本内部哗变。”

张学良感到周恩来谈问题一针见血,虽在有些问题上批驳了自己,但说得入情入理,让人衷心佩服。

张学良对红军的发展去向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当时红军东征山西,准备进入河北与日寇作战,并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的口号。张学良对红军集中华北完全赞成,对在四川、云贵一带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也完全赞成。他说,来多少都欢迎,经过东北军防区,我可以让路。但是他认为红军不要东征山西,不要逼迫阎锡山太甚,那样会促使阎锡山与蒋介石联合起来。东征不如北上更稳妥,他建议:红军北上抗日最好取道宁夏、绥远,解决降日的内蒙古德王,东向察哈尔。宁、绥人口多、粮食也多,可作红军后方;绥远邻近外蒙,便于取得苏联的援助。

周恩来表示,一定把张先生的意见带回去和毛泽东、张闻天商量。

最后,双方还就红军和东北军在抗战中所担负的责任、对日作战的战略,两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但张学良还有个难题,就是他缺乏抗日干部,他诚恳地希望中共派更多的干部到东北军工作。

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水平低,很多人不识字。所以我们才不得不随时随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样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们可以办军官训练团。在军官训练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将来两边的抗大可以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

经周恩来这么一开导,张学良懂得了干部要靠自己逐步培养的道理。会谈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西北军)便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办了3期。每期开始,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等谬论。他们抽调和聘请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士担任教官,对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这对团结改造东北军、十七路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就为后来发动“西安事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周恩来与张学良推心置腹,开诚布公,侃侃而谈,直到东方破晓。张学良感到很兴奋,虽一夜未眠,却毫无倦意。他看了看表,5个小时过去了,觉得是该结束会谈了。便激动地对周恩来说:“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的心情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不仅使我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也使我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60年而印制的大地图(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地图)送给周恩来,高兴地说:“让我们共同保卫祖国!”张学良还赠送给红军3万银元,以后又补送20万法币。

天蒙蒙亮时,周恩来与张学良紧紧地握手告别。张学良目送周恩来一行跃身上马,离开肤施,向瓦窑堡奔去。

在路上,周恩来对李克农等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他感到张学良是诚心诚意地与中国共产党交朋友。

(责编:张鑫、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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