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提醒居安思危 国歌中留下了这句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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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代国歌

　　1949年春在布拉格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意外巧合地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代国歌，这也正说明这首歌曲在中国乐坛上无可替代的重要政治地位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仅仅两三个月后，也许正是“英雄所见略同”，画家徐悲鸿首先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著名建筑家梁思成也相继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经过几次讨论，感到问题重大，对徐悲鸿、梁思成的建议未置可否，主要是仍寄希望有更好的征稿，在最后时间里能有奇迹出现。但在这时，毛泽东有些着急了，就这事催问了几次，当他得知徐悲鸿、梁思成提出了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代国歌后，与周恩来等进行了商议，在深思熟虑后表示积极支持，并责成第六小组把这个方案提交政协会议进行讨论，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然而，在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有的委员则提出不同的意见，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而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时了，主张改词。有人提出，在几个月前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郭沫若把这句词改为“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国歌是否也可如此改动。

　　考虑问题十分细致和稳重的周恩来，对这个问题是早有所思的，他及时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他说：“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嘛！我们的建设发展越快，敌人越嫉恨我们，想法破坏我们，你能说现在不危险了吗？倒不如留下这句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周恩来的这些话，使人豁然开朗。毛泽东也赞同周恩来的这一意见。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歌谱632件，歌词稿件694首。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徐悲鸿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可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当即表示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的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采用作国歌，歌词最好不作修改。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国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作不懈的斗争。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许多代表都表示意见说，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毛泽东也表示赞同和支持不改歌词。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暂时不能确定，由原小组负责继续设计外，其他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代表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这四个决议案分别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会议以多数人举手表示赞同通过，决定在开国大典中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并借鉴国民政府在《中华民国国歌》上“以代待正”的做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代国歌，体现了中国人民优秀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居安思危的思想，反映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说明这时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宣告成立，中国的各界精英仍普遍存在着强烈的受害者意识和担心外国侵略者再次入侵的不安全感，因此它不只是抗战歌曲，它还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各国列强历次入侵中国的仇恨和对未来的担心；另一方面，它被选为代国歌而不是正式国歌，也反映了中国的各界精英认为这首歌曲还无法充分表现作为新中国主人的自尊、自信、自豪和新时代的特征。

　　《义勇军进行曲》在竞选国歌的擂台上，尽管有不同的声音表示异议，但最终仍是以无以比肩的绝对优势胜出。

　　一首激昂的新中国国歌，终于适时奏响在1949年开国大典的激动人心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