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提醒居安思危 国歌中留下了这句词【2】

　　电影《风云儿女》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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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进入国歌预选视线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影片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参加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故事。“义勇军”在中国古已有之，是民间为了保家卫国而自愿主动组织起来抗击侵略的军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部分爱国的军队和各地人民群众，自发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到1932年曾发展到40万人。这些部队统称为义勇军，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在民间具有传奇色彩，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当时已经很大（这些武装后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改编，组建为东北抗日联军）。因此，以“义勇军”命名的电影主题歌，本身就具有时代号召力，成为著名的抗战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1934年春，“上海电通公司”成立，请田汉写一个电影剧本。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这年冬天，田汉先交了个简单的名叫《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给“上海电通公司”的孙师毅。1935年2月，在田汉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

　　“上海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同意，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在处理主题歌歌词时，孙师毅仅仅修改了几个字，这就是原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音乐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得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谱曲，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提出要求，为田汉写的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并表示到日本以后，歌谱稿尽快寄回，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

　　聂耳生于1912年，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云南玉溪人。6岁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在校学业成绩出众，又喜爱音乐，课余师从民间音乐家学习演奏笛子、胡琴、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熟悉传统乐曲。1922年，他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为该校“学生音乐团”的活跃成员。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1927年，考入云南第一师范高级部英文组，参与本校学生进步组织“读书会”的活动，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演出活动，并开始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928年后，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为逃避搜捕，于1930年7月潜离昆明，经越南转赴上海。1930年11月，聂耳在上海加入“反帝大同盟”。1931年3月，任明月歌剧社小提琴手，师从普杜什卡接受严格的小提琴训练，还自修钢琴、和声学、作曲法等。1932年4月，他认识了左翼剧作家田汉，建立了与左翼文艺界的联系，进一步坚定了走革命音乐道路的信心。与田汉的友谊与合作，对聂耳的艺术成就产生了深刻影响。1932年8月，聂耳前往北平，积极参与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演出活动和组织建设，并师从外籍教师托诺夫继续学习小提琴。11月重返上海。

　　聂耳回上海不久，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他以炽烈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等多方面的工作，积极从事创作和评论活动。同时还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随后又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1934年4月，聂耳进入百代唱片公司，与任光共同主持音乐部，组织录制了一些进步歌曲唱片。1935年1月，他转入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任音乐部主任。

　　此时，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迫使聂耳决定出国，拟经日本前往苏联学习。也就在这时，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歌词辗转传到了聂耳手中。他展纸而读，激情澎湃：“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聂耳仿佛听到了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母亲的呻吟，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他在面临反动派迫害即将离国赴日本之前，以高昂的激情很快就完成了这首词的谱曲初稿，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后来，他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聂耳于4月18日抵达东京，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了这首《进行曲》的歌谱。之后，他在日本考察了日本音乐、戏剧、电影等方面的动态，向日本文艺界介绍了中国音乐的新发展，并加紧学习外语和音乐。7月17日，他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聂耳一生共创作有37首歌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从事多方面活动的同时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

　　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寄回上海之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作为主题歌使用，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并在影片中首尾两次出现，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后又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不少人对这首歌追根寻源，报刊上也多次刊登过介绍文章，但说法不一。1983年1月27日，夏衍为此专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他说：“这支曲子是聂耳于1935年在日本谱写后寄回上海的。”所以，其他关于这首歌创作情况的种种谬传，都是没有根据的。

　　电影《风云儿女》的故事情节描写感人，催人奋进；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电影的主题歌不仅为影片增色，而且大有超过电影本身的魅力。这首歌曲，是一首硝烟拌和着鲜血谱成的英雄乐章，凝聚着中华儿女“不做亡国奴”的怒吼，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一经唱出，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立即化作中华民族解放的动员令，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号角，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产生了巨大作用。

　　歌曲随着电影的放映，更由于救亡运动的开展，流传于全国每一个角落。戴安澜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这首歌曲定为该师的军歌。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义勇军进行曲》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在全世界传播。这首在中国人民大众中脍炙人口的歌曲，1940年由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

　　随着唱片的广为发行，《义勇军进行曲》为国立言，为民言志，享誉世界，成为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一首令人闻之斗志昂扬的歌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将《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一句歌词改为“马来西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马来西亚义勇军进行曲》；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广播电台，尤其是民间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国歌加以播放，甚至不知道孙中山作词的中国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歌》已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华民国国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1945年在联合国成立时，这首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

　　1949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的国歌，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但是，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北平（当时北京叫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也引起了有关方面对制定新中国国歌问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