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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五次发脾气 【3】

权延赤

2020年12月29日16:3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来》,作者 权延赤,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交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脚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站到办公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地敲了三声桌子:“这是不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直,好像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笔直。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像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着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到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走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嘀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有松懈。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做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白,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

  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诉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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