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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五次发脾气 【2】

权延赤

2020年12月29日16:3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来》,作者 权延赤,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亲切。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闹得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份,总理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总理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怕”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做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问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情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未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于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刚性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喃喃道:“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作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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