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抵制冒进：要重工业，也要人民【3】

　　“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事件”

　　“波兹南”事件发生在1956年6月下旬，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和减低赋税的要求，因政府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工人们开始罢工并上街示威游行，最后政府实施武力镇压导致流血事件。这一事件的深层原因是，1948年以后，波兰政府仿效斯大林模式，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高压统治；经济上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结果出现了周期性的比例失调，生产下降、倒退。在国民收入的使用和分配上，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方针，造成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市场商品紧缺。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在波兰引起极大反响，人民内部长期积聚的不满终于爆发。出于同样的原因，当年10月，匈牙利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

　　11月，中共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如何吸取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成为这次全会绕不开的议题。

　　周恩来向全会报告的主题是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他首先谈了“波匈事件”的教训。就经济建设而言，周恩来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导致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有鉴于此，对经济建设的方针，周恩来着重强调要关注人民的当前利益。周指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当前的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周恩来强调，我们的方针应该是：“要重工业，又要人民。”

　　有关经济建设的速度，周恩来说，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写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来，时间可能还要再长一点。周恩来提出，八大建议的经济指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都还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周恩来选集》下卷）

　　周思来提出1957年的方针是：保证重点，适当收缩。他说，从1955年底“反右倾保守”开始，经济领域就刮起了冒进之风，1956年势头更猛。虽然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一再刹车，效果却不理想。他列举了1956年计划的具体数字，说明各方面要求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周恩来说：“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下来，不然站不稳，那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游行……”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周恩来“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治国理念，在此后的20年里并未得到贯彻，其结果如邓小平所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可以告慰周恩来总理的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已经逐步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到了第一位。尽管现实的矛盾仍然很多，但老百姓的生活在这30多年里，确实得到了很大改善。

　　作者系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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