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4】

四

为让代表进一步了解会议有关情况，便于会议期间讨论， 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会议代表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

15日，周恩来作为政协中共党组书记，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说明，新政协代表成分和比例是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采取和各党派各团体充分协商的方式确定的。同时，他反复讲解党的统战政策：“民主人士对于孤立蒋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都是政协代表，如果你叫同志，他叫先生，不就成了宗派？”指出：革命胜利后“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工作，到处都要碰到合作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同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如果“我们领导得好，可以不流血过渡到社会主义”。

17日，由周恩来主持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他代表常委会作了关于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宣布会议筹备工作已经胜利完成。这次会议上，正式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各党派、团体代表634人，来宾300人。6时后，与会者陆续入场，每人胸前都别着一枚刚刚赶制出来的新政协徽章。

当晚，怀仁堂门前，彩色气球上悬着墨绿色的飘带，门两侧彩旗迎风招展，会场之内玻璃灯、水银灯交相辉映，使整个会堂显得庄严瑰丽，光彩夺目。政协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让这座古老建筑焕然一新。

主席台的上方，悬着巨幅会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的后幕上悬着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会徽的下方，并排悬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由于新的国旗还没有最后确定，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主席台布置得庄严大方。

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程潜、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郭沬若、周恩来等。当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时，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54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

周恩来代表筹备会报告了出席会议的各类代表名额和总人数，提出主席团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建议，得到全场一致通过。

毛泽东用洪钟般的声音致辞开幕词。当他以沉稳、缓慢的语调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时，全场人们的眼里都闪烁着泪花。

22日，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向大会作了关于主席团常务委员名单和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的报告，并代表第三小组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23日，周恩来听取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汇报新政协代表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时发表的各种不同意见。

其实，自登报征稿后，社会上反响强烈，仅1个月内便收到数以千计的设计稿件。其中，国旗提案1902件、图案2992幅；国徽提案112件、图案900幅；国歌提案633件，歌词694首。应征者遍及国内外，来稿者中，既有以文言文写作的老先生，也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同时也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作家、自由职业者，还有解放军战士、海外华侨，甚至连小学生也以稚嫩的字迹写来了意见稿。周恩来说，这充分说明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阶层人民对于人民政权的拥护，对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的诞生异常关心，翘首以待。

周恩来发现，征得的国旗图案大体可分为四类：一、镰锤交叉（或称镰刀斧头）并加五角星。此类图案最多，开始赞成的人也多，如陈嘉庚就专门设计了中国式的镰刀斧头图案，还说：“中国有中国式的镰刀、斧头，不能因苏联用了，我们就不用。这是最好的代表工、农建国的图案，许多来稿都说了这个问题。”二、嘉禾齿轮代表工农联盟的图案。三、以两色或三色的横条、竖条加镰刀、斧头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四、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案，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并加一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等。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前三类不合国体，不能采用。较为可供参考挑选的只有第四类。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又从中评选出较好的几十幅图案。为了评选时不带任何偏见，周恩来指示把选出的几十幅图案按类型编成一册，每幅图案只编号，不写作者姓名。

经过初评复选，38幅国旗图案闯过一关又一关。其中，“复字1号”是红旗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复字3号”是中间加两条黄杠表示黄河、长江；“复字4号”是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最初，赞成选择“复字1号”、“复字4号”、“复字3号”为国旗图案的比较多，毛泽东也曾是“复字4号”的赞同者。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被编为“复字32号”，其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表示中国共产党，周围4个小五角星表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大家比较倾向“复32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4个阶级的提法不妥。有人说：资产阶级怎么能进入社会主义呢？

后来，毛泽东在勤政殿邀请各方面人士。宴会后，毛泽东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团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向。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国旗是不是就选这个图案？”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田汉、梁思成等18人在中南海开会，协商确定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问题。

当时，收到的国歌歌词、歌谱应征稿件中有郭沫若、马叙伦、冯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小组评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有的还组织乐队进行演奏，但大家都感到不理想。在讨论时，大家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的确比较困难。

但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不能没有国歌。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确实不易。而且，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特别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国歌！用一支什么样的歌曲才能充分体现它的特点，反映亿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呢？

大家一时陷入了沉思。这时，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打破了沉默：“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此人就是著名画家徐悲鸿。

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的。”

周恩来说完，著名建筑学家、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梁思成站起来发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国歌很好。”

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讨论时，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听后，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

商议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于是，丰泽园里传出了洪亮而激昂的歌声。

当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接到这种请柬的共有二三十位70岁上下的老者。

第二天中午，应邀者按时赶到六国饭店。周恩来主持宴会。他叫人关上餐厅的大门，开始讲话。周恩来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说完后，快人快语的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这时，辛亥革命参加者、清朝进士周致祥，态度坚决地反对用简称，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紧接着，83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激动地站起来，要求发言。这时，宴会厅里显得更安静了，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的意见。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3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司徒美堂的话言之成理，掷地有声。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表示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民盟领导人张澜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陈叔通也赞成此议。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的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 ‘简称中华民国’。”

于是，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几乎都开始反对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

最后，由周恩来作小结，他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括号的缘由，并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政府组织法，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政协代表们认为，简称“中华民国”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

同时，马叙伦代表国都、纪年、国旗、国歌方案整理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

经过讨论，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4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周恩来的话音刚落，掌声如雷，响彻了整个会场，经久不息。以上4个议案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遗憾的是，因没有确定国徽的式样，即使在国庆日上也未能使用。

29日，周恩来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主持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

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举行闭幕会。

会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澜、李济深等180人当选；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人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63人为政府委员；讨论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电。

会上，周恩来提议将“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他解释说，之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这里也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同。

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49名着新式军装的军乐队员，演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下午6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全体政协代表从怀仁堂来到天安门广场，整好队，开始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首都各界群众代表3000余人出席。

林伯渠在庄严的国歌乐曲声中宣布仪式开始。周恩来在肃穆的气氛中，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礼。”接着，全体代表脱帽静默志哀。

哀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而后，毛泽东跨步向前，执铲铲土，投入坑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其他代表也都一一铲土入坑，为纪念碑的基石培土，为中国“第一碑”奠基，表示对革命先烈的崇敬。

当天晚上，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胜利闭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诞生了！

《党史纵览》(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