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2】

二

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飞快，后来改在北平召开筹备会。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在西柏坡亲自审阅修改《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并批示将它们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为名付印成册。

1949年4月初，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周恩来在20天的谈判过程中，先后5次邀集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会面，向他们报告和谈进展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又向各民主党派人士报告了和谈破裂的经过。

和谈破裂后，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政协的筹备中。6月1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举行，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确定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等。

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经过讨论和修改，通过了筹备会的组织条例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名单。周恩来强调：这次会议期间，“凡是重大的议案不是光在会场提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

当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举行，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为了加快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政府组织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周恩来并被推选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一切筹备工作都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及其领导的6个小组分别担负起来。周恩来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和起草《共同纲领》上。

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需要代表广泛包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国内兄弟民族、国外华侨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取舍恰当，十分不易，可谓是整个筹备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代表名单，一般先由单位提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磋商，再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这方面的问题既复杂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

在处理复杂的党派问题的同时，新政协还特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类代表，以尽量照顾到各个方面。周恩来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却在领导着、联系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因此，严格和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作为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周恩来在6月18日主持召开了第三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共同纲领》的初稿，第三小组组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等5个小组讨论，分别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者参考。他说：“我们的政协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

为了保证按时拿出《共同纲领》的草案，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暂时放下手头的许多事务，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工作。于是，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见到周恩来的踪迹了。他在6月下旬把自己“关”在勤政殿里，亲自动手写作《共同纲领》条文。经过一个星期废寝忘食的“鏖战”，终于完成了起草工作。然而，他没有休息，又急忙召开会议，征求各方面对草案的意见，并进行修改。周恩来所执笔的《共同纲领》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是新中国成立的一份重要文献。其中，明确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它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7月初，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主任，彭真、林伯渠、李维汉任副主任。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此时还没有一个正式名称。于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就国号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协商。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词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中，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在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对这个原拟的国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就要注明是简称。黄炎培和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也对原拟国名提出质疑，发表了第三种意见。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张奚若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 ‘民主’二字。”

可在讨论中，毛泽东却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理由是共产党是救中国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 我们共产党反蒋不反孙。后来何香凝打了个圆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涵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中山先生一身为共和奋斗，这国自然就是“共和国”了。毛泽东听了觉得有理，就没有作声了。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留待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经8月17日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为组织法的初步草案。在这个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去掉了“民主”二字，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国号后面仍拖着一个“尾巴”。在后来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国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讨论政协组织法草案时，周恩来提议，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长期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