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恩来谈传统戏曲《连环套》说起【2】

　　新中国成立以后，破除旧文艺里的负面因素，创造鼓舞人民精神的新文艺这个任务显得十分紧迫，为此周恩来曾多次强调要重视文艺的思想内容。如1963年4月，他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说：“文艺作品感人深，力量大，使人经久不忘，影响深远，我们要对后代负责，就必须注意。”他提醒人们，要“看到文艺工作的作用重大，必须加强文艺阵线，不能等闲视之，看作是消闲解闷的东西。文艺确实起到一些消闲的作用，但主要不是为了消闲”。“这样认识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能够加重我们的责任。”在战争年代，他严肃地提醒人们文艺“不能光为娱乐”，要注意它的教育作用，就是为了防止一些落后的、消极的思想消磨人们的战斗精神。

　　在周恩来看来，传统戏曲及旧文艺固然可以娱人，但其精神内容确实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要求差之甚远。他说过：“文学家、画家描写山水或者画一个渔翁、一叶扁舟，也未尝不可作为一种欣赏。这种画没有害，而且有益。但是，不如乘着宇宙火箭在宇宙中遨游，那是何其伟大呢？”他还举例说：“我唱《义勇军进行曲》、《红军渡黄河》、《东方红》，唱起来就觉得精神受鼓舞；要唱屈原的辞，总是觉得差些。我也不反对它们，但总觉得没有那么大的鼓舞力。”所以，他号召“在伟大的时代要有伟大的作品”。有趣的是，几乎每当他充满激情地赞美那些鼓舞人心的伟大作品时，都不忘表示，他对那些“旧”的文艺作品也不反对，甚至认为也是好的，不过是“乐”有余而“教”不足，不够伟大而已。他希望通过改革，使旧戏能焕发新颜，脱胎成为既有“乐”又能“教”的伟大新作品，为此提出过若干精细具体的建议，还曾以新编昆曲历史剧《十五贯》为例，认为它的成功说明“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内，文艺领域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主题先行”，把文艺的思想性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步，将对艺术表现形式的追求也看成是“旧”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加以抛弃和批判。周恩来曾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种做法，把它称之为“单纯的任务观点”，认为“注定要失败”。为了纠正这种偏向，周恩来在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中反复强调，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功能，是要通过艺术形式来表现的。“电影、戏剧是通过艺术来感染人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如果你的艺术形象弄得很丑恶，尽管它的内容怎样好，是没有人喜欢看的。”他举例说，搞“三反”、“五反”的时候，上海曾经让所有的戏园子都要演关于“三反”、“五反”的戏。这时，有一个试验剧团在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结果人们都挤到那边去看，其他的戏园子却没有观众。这说明了“政治同艺术结合的重要”。艺术作品要像《梁祝》那样，既表达了“人民的理想”，又富于“艺术本身的优美”，才能得到人民的喜爱。

　　除了要求要用优美的艺术形式去表达思想，周恩来也提醒说，不能一概反对人们拿文艺来“消闲”。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所谓寓教于乐，没有乐，教的目的也达不到。“电影，农村、工厂宜于看什么片子，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又如，打仗的内容当然好，但也“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又如陈云，“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而“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再如毛泽东，“他看戏主要是为了休息”。周恩来本人也“有时想看看不费脑筋的戏剧和电影，借以休息”。借文艺来得到娱乐和休息，对人们有“以心灵的休息，驱他们思于‘美’与光明”的积极作用，周恩来对这一点了然于心。

　　说到娱乐性，《连环套》当属上乘。它情节编排紧凑、跌宕起伏，充满武戏特有的阳刚之气，自清末以来经多位京剧名手精心雕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如《坐寨》、《盗御马》、《拜山》等，都是剧中做派、唱腔俱佳的名段。观众从演员的表演上，可以身临其境地领略到或紧张急促、或激昂豪放、或低回悲凉的气氛和心情。这些都带给观众美的享受。周恩来曾感叹说，有些内容消极的旧戏里也“有好唱腔，好身段，有些人很欣赏，舍不得丢掉”。不少观众看戏就是为了欣赏杨小楼扮演的黄天霸那声如裂帛的好嗓子，或者侯喜瑞扮演的窦尔敦那潇洒的武戏身段，从中得到消遣和休息。问题就在于，一个剧目艺术上的感染力越强，而剧中又含有消极的思想毒素，这样也就越容易在欣赏其艺术性的“娱乐”过程中却使人在思想上“中毒”而不自知。因此对这样的剧目在思想内容上就应该加以改造。

　　总之，要搞出一个好的文艺作品、一部好戏，必须同时做到两点，一是要有良好的“思想营养”即教育意义，二是要下功夫去提高它的娱乐性和艺术水准，如此才能将“思想营养”于不知不觉之中注入人心，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回顾当年周恩来针对《连环套》提醒人们“不能光为了娱乐”，要注意文艺的教育感化作用，同时要注意艺术本身的特性及其娱乐功能，再看看眼下的一些文艺状况，应该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在现实中，不是有人提出所谓“娱乐至死”的口号么？其意是试图消解文艺的思想意义和教育功能。这显然是不对的，是在对待文艺的功能作用的认识上陷入了片面性。只强调娱乐功能，忽视甚至否定文艺的教育功能，是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要求的，会对人们、对社会带来危害。这值得我们警觉。看来，在实践中真正做到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的辩证统一，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作者李琦，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