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3】

　　1956年7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曾在赣南同蒋经国共过事、现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三次同曹聚仁谈话。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98页。不久，曹聚仁在《南洋商报》发表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内容写成的文章，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10月3日，毛泽东同曹聚仁长谈，希望以此传递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对台政策。他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可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6年10月3日。10月7日，周恩来第四次同曹聚仁谈话，在回答其询问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后，中央政府对蒋介石等的安排问题时，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辞修，陈诚的字。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经国，即蒋经国。只好让一下作副的。其实辞修、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傅宜生，即傅作义。宜生为傅作义的字。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又说：我们现在已不公开宣传反蒋。至于下面小报说几句，我们也管不了，这就是为和谈制造气氛。我们的手总是伸着的。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不发生内乱，希望台湾整个归还祖国怀抱。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有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他们也拿出诚意来。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3—624页。

　　除了和谈信息的传递外，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外事活动，广泛宣传我们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与主张，以期对台湾当局形成和谈的外部压力。遗憾的是，1957年10月国民党八大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

　　（二）以炮击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

　　由于1955年初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没有产生明显的实际效果，毛泽东决定以炮击金门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并传达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1958年8月23日，炮击金门开始。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440页。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的彭德怀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再度申明了炮击的目的：“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如果台湾当局“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54页。

　　同时，炮击金门还有激化美蒋矛盾的意图。蒋介石之所以迟迟不对中共中央的和谈建议作出回应，根本原因是以为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下，任何针对金、马、台、澎的军事行动，美国都会给予协防。因此，毛泽东策划炮击金门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48页。。当美蒋海军组成联合舰队，试图为运输船进行护航、恢复金门海上补给线时，毛泽东命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参见叶飞：《毛泽东指挥炮击金门》，《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4日。结果当蒋舰遭遇密集火力攻击时，美舰掉头逃窜，弃蒋舰和运输船于不顾，由此引发了美蒋在金门弃守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炮击金门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的表现。这一炮击行动断断续续进行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这天才由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正式停止。徐向前在声明中指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中美建交将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人民日报》1976年1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过这个炮击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内战仍在继续，借以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三）实行“防止独立、促进统一”并举，继续坚持和平解放台湾

　　炮击金门期间，美国多次向蒋介石施压，企图迫使国民党军队从金门、马祖撤退，以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面对这个现实情况，毛泽东、周恩来更深刻地认识到：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和平解放台湾将是需要中国大陆长期坚持的方针，急不得；在无法短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情况下，防止台湾独立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反对美国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针对美国杜勒斯1958年9月30日谈话中暴露的“以金、马换台、澎”的企图，中共中央当即作出反应。10月3日晚上，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继续“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他说：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最后，他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参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0月3日。

　　毛泽东还看到：继续争取蒋介石，支持和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是防止台湾独立的最好办法。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应给予台湾“高度自治”的权限，即允许保留军队，保留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权力架构。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明确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美国要压蒋，要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不干，让‘蒋委员长’多守几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在陪同会见的民主人士章士钊提出如果这样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毛泽东接见曹聚仁谈话纪要，1958年10月13日。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说：“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9页。实际上，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当然，这时还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的概念。

　　为了进一步争取蒋介石，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已悔过自新、改恶从善的国民党战争罪犯的建议。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溥仪、杜聿明、曾扩情、杨伯涛等11名已经特赦的战犯时说：“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周恩来接见第一批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陈长捷、卢浚泉、邱行湘、周振强等11人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12月14日。从这年12月至1975年3月，中国政府特赦国民党战犯共7批、553人。这些战犯被释放后，许多人立即自愿加入到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而奋斗的行列中来。

　　为了建立大陆同台湾的政治互信，毛泽东、周恩来在采取防止分裂措施的同时，对台湾当局的挑衅行为，采取了更为大度和克制的态度。1962年蒋介石企图乘大陆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策划武力反攻大陆。对此，毛泽东、周恩来只采取了利用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压制的策略，而没有再采取1958年炮击金门那样的惩罚方式。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中国有了初步的核反击能力，但中国政府从未借此向台湾当局挥舞“大棒”。“文革”时期，虽然大陆在宣传上对台湾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过激的口号，但总体来说，海峡两岸基本维持了和平的局面。

　　在防止台湾独立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适时地加紧了促进和平统一的政治攻势。周恩来同毛泽东商定后，委托张治中、傅作义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和谈的方针政策，还通过章士钊、邵力子、费彝民等海内外朋友向台湾当局传话，促进了解。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谈到了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一纲四目”。其中，“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81页。可以看出，“一纲”，实际上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四目”，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制度。“一纲四目”，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构想的具体化，既维护了民族大义，又尊重了台湾的现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方针，因此可以作为国共两党进行商谈的政治基础。

　　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

　　（一）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分裂中国的实质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企图通过政治遏制、外交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将它扼杀于摇篮中。新中国广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分裂中国的实质，同时也适时地提出并开展了双边会谈。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行为，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应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人民日报》1950年8月25日。接着，他于8月30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9月16日，他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杰伯及秘书长赖伊，要求派遣代表参加关于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讨论。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义正词严地对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给予了坚决驳斥。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谈结束后，立即发表声明强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这个声明，直接导致了３个多月后中美谈判的开始。一年后，由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谈判。中美谈判先后进行136次，历时长达15年，虽然几经波折、只取得达成遣返平民协议的成果，但在两国互不承认的敌对状态下，却开辟了提供沟通与联系的现实渠道，增进了相互了解。同时，通过大使级谈判，中国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二）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反对别国干涉

　　1955年2月3日，针对美国政府为了阻止新中国在攻占一江山岛后继续解放其他沿海岛屿，指使安理会主席、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孟罗向安理会提交“关于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一事，周恩来致电安理会表示坚决反对。参见《人民日报》1955年2月24日。2月6日，他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所以，新西兰在联合国的建议是不能同意的。现在美国是躲在后面，让蒋介石出来谈，这个阴谋就是一方面搞“两个中国”，另一方面卸脱美国的责任。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48页。

　　在中美大使级谈判期间，美国一边谈判，一边则蓄意阻挠，拖延谈判，中国政府给予了坚决的揭露。1958年2月10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指出：“美国同中国举行大使级的会谈，而会谈中又要求中国承认它侵占台湾的现状。这在实质上就是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方面当然绝对不能容许。”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8年2月11日。

　　（三）参加国际组织，坚持“有蒋无我，有我无蒋”的原则，不授人以“两个中国”的口实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以及参加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和奥林匹克委员会等其他国际组织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明确表示必须首先驱逐国民党的代表。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再次申明：只有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6日。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也曾致电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要求取消国民党台湾当局在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资格。周恩来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的首席代表，还相继任命了出席联合国一些重要机构的代表。但是这些正当要求都没能得到实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外国领导人就中国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交换意见时，一再明确表示：“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7页。“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68页。有人建议中国分两步走，先进入联合国再进行驱逐台湾当局的斗争，毛泽东断然表示：“只能一步走。”《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9页。这以后二三十年中，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推行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台湾的归属问题上制造混乱。中国政府为了不给别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口实，也始终坚持了“有我无蒋，有蒋无我”的坚定立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美国企图以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为诱饵，正式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双重代表权”提案，制造“两个中国”。1971年8月20日发表的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外交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人民日报》1971年8月21日。

　　（四）采取灵活策略，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迫使其承认“一个中国”

　　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开始着手解决相互间的紧张关系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格局的高度，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策略，为中美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提供了契机。

　　1972年2月，毛泽东同来访的尼克松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2月22日至25日，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了四轮谈判。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方要使美方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经过周恩来同尼克松、基辛格的艰辛谈判，中美两国在2月28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在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台湾问题上，中国方面重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美国政府终于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而为中国政府在适当时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作者熊华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单劲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