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2】

　　（三）争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根据中央军委1954年8月13日制定的“充分准备，逐岛攻击，先选敌最小最弱的一个岛子攻占之，求得战必胜，攻占后即巩固之，然后再看情况决定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彭德怀主持召开的关于福建沿海作战方针问题的会议纪要，1955年7月8日。的沿海作战计划，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马祖、金门。但是，毛泽东这时敏锐地观察到：在大陈岛解放的第三天，1955年1月25日，美国众议院、参议院通过《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明确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使用美国部队阻止对澎湖列岛和台湾进攻。《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2卷(上)，第437—438页。这样，如果攻打澎湖列岛、台湾，美国势必军事干预，中国必然在不对称的中美海上军事冲突中遭受巨大损失。然而中国夺取马祖、金门，将正中美国下怀，势必造成海峡两岸的长期分裂，有利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因此，以有步骤的方式来实现“武力解放台湾”，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也难以实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毅然决定停止解放马祖和金门的军事行动，把工作重点放到促成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和平谈判上来。

　　1955年2月3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专业会议代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立场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我们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向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专业会议代表所作的《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报告，1955年2月3日。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内部报告中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方针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转折。周恩来的报告表明：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只是选择一个适当时机的问题了。

　　为了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55年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了即将启程的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中提出的建议：在亚非会议上，可视当时情况，“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周恩来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1955年4月4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授权，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八国代表团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周恩来：《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5月17日。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周恩来的讲话和随后发表的相关声明，获得了亚非各国以及世界舆论的广泛理解、欢迎和支持。5月13日，回国不久的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重申了这个方针。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5年第6期。在这前后，周恩来在外事活动和公开场合谈到台湾问题时，总是反复强调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和平解放的方式，作为中央政府不会拒绝而且提议同蒋介石集团进行谈判。参见周恩来1955年7月30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发言，《人民日报》1955年7月31日。

　　二、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全面开展

　　在毛泽东、周恩来看来，和平解放台湾不是单靠政治宣传或者通过口头方式表示就可实现的，需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加强联系、逐步沟通，并且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进行国共谈判，才能实现。因此，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努力促成国共和谈

　　1956年1月，毛泽东审改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时，对关于台湾问题的内容作了以下修改：“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页。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正式宣布了较为系统的对台政策。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42—543页。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已从一般号召转入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的阶段。

　　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专门将“解放台湾问题”列入标题中，题为《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他代表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原则与实现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具体措施，作了系统说明。他强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重申：“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这天早晨，毛泽东在审定发言稿后批示：“此件很好。”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发言稿上的批示，1956年6月28日。经毛泽东审阅的7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对争取对象规定得更为明确，指出：“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为了促成同台湾当局的和谈，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沟通渠道。这一时期，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使得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极为困难，因此主要通过密使故旧来传递信息。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孙中山前副官和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时说：如果你这次或者以后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或你的其他朋友转达几句话：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