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对美关系始末【2】

　　三

　　包瑞德离开延安之后，叶剑英根据美国当局对我方政策的变化，在与美军观察组的会谈中，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注意了斗争的灵活性。1945年6月2日，也就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扶蒋反共声明之后，叶剑英应美军观察组的邀请，同毕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及斯特尔上尉进行了会谈。会谈中，美军观察组提出，根据美军魏德迈将军的指示，他们要负责在华北建立美军通讯网，在延安数英里内设立由美方人员管理的侦察电台，并要求派气象人员去晋绥进行风云测量，派人与八路军司令部有关人员共同统计敌军死伤数字，要求派两架单引擎飞机到延安，以延安机场为基地，供他们作为联络、接取供应之用。对此，叶剑英着重指出：观察组来延安一年，这一年可分为赫尔利声明以前及声明以后两个时期。前期，虽然美军总部并无合作的信件给我们，我方对美军还是竭诚合作；后期，赫尔利发表声明，美国公然宣布不愿与我合作，既然不与我合作，怎么又提出在我区建立通讯网的计划呢？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答应将你们的提议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报告。叶剑英讲完以后，斯文生仍然坚持要设通讯网，甚至无理地说：“我对政治、政策和陆军，管不到。我是负责设立通讯网的。”叶剑英针对斯文生这种殖民主义者的态度，义正词严地说：“斯文生少校奉命来此谈通讯问题，在你自己是正确的，但我方不能如此单独考虑问题。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请你们注意：我们有几十万军队，有一亿人民，同你们合作抗日，可以缩短战争，对双方都有利，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你们不合作，我们没有外国帮助，仍然要抗战下去。即使再打一千年也要打下去，而且一定能打胜。”美军观察组的无理要求为叶剑英断然拒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中共考虑通过和平谈判，促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政策，实行民主改革。即使谈判破裂，也可以使我方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在军事上赢得时间。出于这种考虑，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毛泽东考虑到，谈判过程将是非常艰巨的，谈判中将会有一个打打谈谈的过程，并且只有打痛了蒋介石，他才有可能让步。但是我党在“打”这一方面的准备明显不足，其中最令毛泽东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由于召开七大，各解放区的主要将领都在延安，还来不及返回驻地。因此要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最迫切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以最快的方式，把在延安的各路将领送往前线。毛泽东以非凡的胆识和智慧，决定借助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去实现这个目标。为此，他派出一直同美国军方打交道的叶剑英出面办理此事。

　　在一次与美军观察组的例行聚会中，叶剑英在向盟军致以抗战胜利的热烈祝贺后，便以轻松的语气提出想“借”一架飞机，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至于这些干部的姓名、职务，叶剑英避而不谈。美军观察组把接受叶剑英的这个要求当作是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点小小回报，因此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8月25日清晨，刚刚接到搭乘飞机通知的20位“干部”，匆匆赶到延安东关机场。这20人是：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和邓克明。他们是我党当时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高级将领。一架普通货机上一下子集中了我党这样多的高级领导成员和军事指挥员，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飞行安全，特地指派叶剑英和杨尚昆到机场检查并组织登机，还要求每个人都带上降落伞以备不测。黄华在看清将要乘坐这架美军飞机的是哪些人以后，也不禁暗暗大吃一惊，他担心飞行中万一发生什么紧急情况，这些不懂英语的将帅们无法同美国驾驶员通话，将会非常危险。因此，他便主动要求随行担任翻译，杨尚昆批准了他的要求。9点多钟，随着螺旋桨的转动，飞机顺利起飞了。经过4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平安抵达晋东南的黎城长凝机场，这一消息立刻通过电波传到延安统帅部，叶剑英长吁了一口气，并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同样焦急等待的毛泽东。听完汇报，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他现在可以放心地去重庆了。飞机的平安抵达，使党中央的这着险棋成功了一大半。

　　将帅们在机场附近稍事休息后，便分别赶赴各自的战区。就这样，美军飞行员一次不明真相的飞行，使中共完成了本来需要艰难跋涉两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的战略性输送任务。各级将领到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便于9月上旬和10月中旬连续发起了上党、平汉战役，经过激战，取得重大胜利，共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6万人。

　　四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方面声称要谋求国内和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又在和平烟幕的掩护下，加紧军事部署和制造军事冲突。美国政府为了扶持蒋介石反动集团，于1945年12月15日，任命前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面对这种形势，中共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 一方面同蒋介石进行政治谈判，并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与民主，另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准备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国民党蒋介石由于在政治上、军事上遭到一连串挫折，加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参加中共代表团出席政协会议，并于12月16日乘飞机离开延安抵达重庆，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就停止军事冲突等问题进行会谈。12月23日，周恩来、叶剑英拜会了马歇尔。1946年1月上旬，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和《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签发了《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按照这些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设立3个委员，其中一人代表中共，一人代表国民党政府，一人代表美国。美国代表被邀请充任主席，作为三方会议的召集人。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方代表郑介民和美方代表饶伯森进行三方谈判，调处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

　　1946年1月13日，军调部成员3人偕随员由重庆乘专机飞往北平。军事调处是军调部的首要任务，是各项工作的重点。三方会谈开始后，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就施展阴谋诡计，致使军调部从成立之日起，就拉开了“战斗”的序幕。其中，如何派遣执行小组，是国共双方代表经常争论的问题，也是国共双方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当时，国民党方面企图通过派遣小组，谋取军事上的好处，拼命要求往他们有利的地区派小组，我方当然不能让步，双方争论十分激烈。叶剑英认为，在三种地区，即在我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对方集结重兵的地区、对方可能利用的港口以及准备进攻的重点地区，都要争取派出小组，以制止对方的进攻和揭露他们的内战阴谋。同时，叶剑英充分利用一致协议的原则，来对付美蒋代表的勾结。因为在建立军调部的协议规定，三方代表各有表决权与互商权，一切事宜必须三方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叶剑英充分利用这条规定，使中共不受少数服从多数的约束；遇到美蒋代表联合整我们的时候，则使用否决权，使美蒋的阴谋无法得逞。

　　1946年7月下旬，发生了一起美蒋军队联合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件，史称“安平事件”。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位于平津公路东侧，是北平通往天津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平津公路的通县至武清县（杨村）50多公里的地区，是八路军从日本侵略者手上解放出来的，属于冀东解放区。7月29日，美军联合国民党部队向安平镇发动进攻，并以美机多架助战，我军被迫撤出安平，安平失陷。“安平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外舆论和各方人士的关注。在军调部，国方、美方代表不顾事实，首先向叶剑英递交了所谓“抗议”备忘录，称美军在安平遭到我军“预谋”的伏击，伤亡15人。叶剑英则根据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从承德的来电，就美军联合国民党军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一事，分别向饶伯森和郑介民提出抗议。马歇尔为把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四上庐山与蒋介石密谋策划；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不停地奔走于南京与牯岭之间。国民党企图借“安平事件”拉美反共，多次发表诬蔑我军的谈话。《中央日报》每天以一二千字的篇幅，大肆歪曲报道“安平事件”，扩大事态。

　　军调部成员就三方递交的备忘录举行会谈，确定成立第二十五特别小组，调查谁先发动进攻和冲突部队的番号及其主使者。针对国民党和美国军队都是事件当事人这个新情况，叶剑英研究了斗争对策，认为“安平事件”同以往的冲突事件性质不同，它表明美军参加了中国的内战，侵犯了我国主权。因此，要通过这个事件，把美方“调解人”的身份打掉，今后的谈判，应由三方变成两方；特别小组会谈开始，应反对美方继续担任小组主席；小组的一切活动，应先确定调查程序，谁不按程序办事，谁要负破坏的责任。特别小组在进行调查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顽固坚持先听美方“证人”的报告，拒绝讨论中共方提出的调查程序和小组主席问题，致使小组举行11次会议，均不欢而散。

　　为打破小组会谈的僵局，8月14日上午，军调部成员按照三方对等的原则，就程序问题达成8条协议草案。会后，叶剑英与饶伯森带着协议草案，同机飞抵南京，分别向各自的上级报告。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美方马歇尔、饶伯森，在南京再次举行会谈。最后，由周恩来和马歇尔批准了第二十五特别小组调查程序和小组主席由三方轮流担任的协议。按调查程序规定，特别小组到安平镇观察了出事现场，听取了美方3个“证人”的报告，访问了香河县我方的5个证人。最后，还访问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至此，整个调查工作基本结束，可以商谈向三委员写出调查报告。但是，国民党和美国的小组代表发现前段的调查事实对他们不利，又节外生枝，提出有两个新证人，要求小组询问。叶剑英为了早日结束此案，提出除询问他们的新证人外，还要询问参加作战的国民党有关官兵。国民党代表表示反对，会谈再度陷入僵局。后来，马歇尔竟令美方代表单独询问所谓新证人，并说必要时可单独发表公告。

　　由于美蒋代表一再破坏小组调查程序，使一个多月的调查工作，数度陷入停顿，难以进行下去。我方不得不根据调查材料，单独公布事件真相。9月9日，中共代表团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叶剑英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中共小组代表公布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书》，使“安平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叶剑英郑重指出，安平的不幸事件，并非中共“预谋”的伏击，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冀东若干地区，不断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必然结果。他向美方提出四点要求：一、美军应向我正式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三、驻华美军应全部撤出中国；四、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援助，以维护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叶剑英的声明和我方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的公布，澄清了真相，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仇美反蒋的爱国热情。尽管美方始终矢口抵赖，不承认美军先开第一枪，但是，一个多月的调查，记录在案，白纸黑字，证据确凿。在这种情况下，美方不得不考虑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后果。9月中旬，马歇尔被迫下令，撤走驻秦皇岛和塘沽之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随着内战规模不断扩大，军调处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叶剑英在极端复杂艰险的条件下，继续妥善处理各种问题。以后，形势急转直下，饶伯森通知叶剑英，他将于10月离华返美。接着，郑介民也飞回南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从9月份起，组织我方人员开始分批撤往解放区，留下少数人坚持工作。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军调部美方委员吉伦中将，送交叶剑英一份书面声明，说明美国政府已决定结束与军事三人小组及军调部的关系，并帮助国共双方代表撤回原地。从此，军调部正式宣告撤销。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带领军调部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乘3架飞机离开北平，回到延安。吉伦代表美方、蔡文治代表国民党方到机场送行。吉伦走到叶剑英面前，伸出手说：“哈罗，叶将军，请代转我对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将军以及曾在军调部工作的先生们的致意！”叶剑英看看吉伦，淡淡地说：“军调部已经不复存在了!还是我祝将军阁下早日回到你的国家去吧!”吉伦脸一红，张张嘴，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叶剑英等人回到延安后，延安总部特意举行宴会，招待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对他们为了党的事业，不辱党的使命，表示亲切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