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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后人54年的平民生活【4】

2019年02月14日15:32    来源:科技日报

  作为周恩溥的后代,晋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遗物,包括周总理经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和他们的秋衣、秋裤、枕套、枕芯等。

  这就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遗产!

  在晋菊清的小屋里,老人给我取出邓颖超去世后,秘书赵炜送给她的一件遗物。这是邓颖超在世上常穿的红都服装厂生产的大衣,蓝色,化纤料子。

  当时,赵炜把周总理和邓颖超的遗物分送给了周恩溥、周恩寿的后代们。

  作为周恩溥的后代,晋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遗物,包括周总理经常佩戴的“为人民服务”胸章、邓颖超用过的体温表和他们的秋衣、秋裤、枕套、枕芯等。

  这就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遗产!

  正像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所概括的那样:“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存款!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

  这些遗物,前些年捐给淮安周恩来故居了。唯独这件化纤大衣,晋菊清却一直珍藏着。

  晋菊清珍藏的,还有一些老照片。是他们在北京与总理和邓颖超一起拍的,大大小小,20来张,夹在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见的老旧相册里。

  每当想念总理和邓颖超的时候,晋菊清就把孩子们叫到一起,一张一张地翻看。

  晋菊清说,两位老人为革命做过那么大贡献,还一生甘守清贫,作为周家普通的后代,我们更要凭借自己的双手干活吃饭,决不能干出半点让老人家在天之灵感到不安的事情来。

  一次又一次地翻看,相片和相片夹子都磨损得比较严重,以至于有些照片都夹不住了。

  指着一张与总理和邓颖超的合影,晋菊清说:“这是和七伯、七妈在西花厅门口照的。”照片上有周总理、邓颖超,有总理的一个婶婶,总理的三弟,还有荣庆,他们站在后排。周总理的三弟媳、晋菊清和几个小孩,站在前面。照片背面写着的日期是1974年7月。这是一张不可多见的周总理的全家福;

  还有一张邓颖超去世时,晋菊清和亲属们在舰船上抛撒骨灰的合影;

  还有晋菊清手扶周总理办公室靠背木椅的照片;

  还有晋菊清与邓颖超的合影……

  志勇说,最遗憾的是,1983年他结婚时,去北京与大奶奶一起照的相,一张也没有洗出来。是那种装胶卷相机照的,不知咋回事,全曝光了。

  说到这里,志勇想到总理和先后谢世的四位亲人,一阵伤感不禁涌上心头。

  他说,对不起啊,我去年得过一次脑梗,现在情绪不好控制。

  稍许沉默后,他说,1976年和1992年,对于周家,是两个悲伤的年份。

  1976年1月8日晚,他们正在吃晚饭,邮递员突然送来一封电报。是大奶奶邓颖超发来的。

  电报上说:“总理逝世,在京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是总理的安排。”

  放下电报,晋菊清哭着就要去北京。周荣庆则把着门,满脸泪水,说既然七伯和七妈不让去,咱就得听他们的话。

  而就在总理逝世的50天前——1975年农历11月初七,周志勇的奶奶王兰芳也走了,只有68岁。

  1988年春,晋菊清从周恩寿家人那里得知,邓颖超病重了。

  这一次,晋菊清执意一个人去北京看望了病中的邓颖超。

  晋菊清至今还记得,邓颖超在昏迷中断断续续给她说的话:“这不是菊清吗?好孩子,不许哭。今后无论怎么样,都要坚强些!”

  晋菊清从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荣庆也病了,并且一病不起,至到1992年1月15日走完他63岁的人生历程。

  病中,周荣庆最后悔的是,没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妈。

  不到半年,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也与世长辞了。

  晋菊清从广播中一听到这个噩耗,就带着3个孩子去了北京,终于为七妈送上最后一程,与其他亲属一起乘军舰把七妈的骨灰撒向海河。

  总理和邓颖超不仅不给亲属们“招呼事”,有时还专门“拆台”

  我曾经这样问志勇:“你们一家在焦作,算来已有50多年,市里领导知道不知道?”

  志勇说:“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几乎没找过领导。”

  在志勇印象里,唯一一次找地方领导,是很早了,大概是文革时期。因为总理秘书的电话是打给焦作革委会的。原因是奶奶身体不好,每年都要去北京治次病。那时焦作不通火车,要坐汽车到新乡,再转火车。那一次,奶奶病得很重,坐公共汽车去,身体已承受不了。

  周荣庆给总理说了,总理秘书才打了这个电话。让安排一辆汽车把王兰芳送到新乡。但总理秘书并没有在电话中说明亲属关系,大概是说:“你们那里有个老同志叫王兰芳,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她要到北京治病,请把她送到新乡坐上火车,其他不用管。”

  “你们找总理办过什么私事吗?”我又问。

  志勇说,他父亲找过一次,但根本不敢找总理本人,而是找到曾经给总理当过秘书的七机部的何部长,帮地方买了辆处理的旧红旗车。

  总理后来知道了,把周荣庆狠狠训斥了一顿。

  自此,周荣庆和他的家人再也不敢做类似事情了。

  还有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志勇的小弟志军没有工作,想让邓颖超帮他找点活干。

  可是邓颖超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周家服务的。”

  从此,周家任何一个人,无论什么事也不敢去给老人家添麻烦了,都是自己设法克服、解决。

  总理和邓颖超不仅不给亲属们“招呼事”,有时还专门“拆台”。

  一份资料上说,周恩寿在华北大学培训后,按正常程序被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工作。总理却找到单位领导交待,在他弟弟的工作安排上,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因此只给他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分配的住房也只是一个小胡同里的两间平房,20多平方米。一家8口人,就挤住在那里。

  且不论周恩寿是总理的小弟弟,单凭他早年给觉悟社当交通员、四期黄埔军校学员、攻打武昌城、给共产党筹集药品和军需物资、掩护中共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等功劳,在建国后也不至于享受这么低的待遇,但就因为他是总理的弟弟,要做到、必须做到“两个尽量”!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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