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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秘书纪东谈周恩来:忍辱负重 严于律己

2018年09月30日15:0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周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并说:“封建王朝的衙门口还挂着一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他曾用看到的一个例子教育我们:“一次,我到石家庄地区检查工作,看到一个地方的墙上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的标语。”周总理边说边比画着字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干部作风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啊!”我听周总理说完,便笑着说:“按照这种逻辑,周总理您出巡的时候就该‘天翻地覆’了。”这本来是我想让周总理放松一下心情,随意说的玩笑话。可周总理没有笑,他沉思了一下说:“干部一出门,就前呼后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这样做就把主人和公仆搞颠倒了。”

周总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的外线电话,经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周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他总是非常和蔼而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革”中,这部电话一直对外联系,号码是公开的,因此有很多人知道这部电话的号码,经常有人打进电话来,让我们向周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周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于是,这部电话一直保留下来了,始终没有改号。

为了方便群众交通,保证行人安全,1969年12月28日周总理对北京市的交通作出批示:东西长安街、市区环行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标清,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间的“安全岛”也要恢复起来。没有平时的关心、留心,谁会为普通行人的方便和安全提出这么详尽具体的意见呢!

周总理对群众交通安全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坐车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周总理从大会堂开完会回中南海,那天正下着雨,他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人的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北京西郊玉泉路口,有一个因附近栽有五棵松而得名的汽车站,叫“五棵松”。有一天,我随周总理从西山回西花厅,经过玉泉路时车速较慢,周总理指着外面的松树问:“你看,五棵松怎么只剩三棵了啊?”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周总理说:“以前这里就有五棵松树嘛,应该补上两棵。这里有个汽车站,外地人到北京,一看只有三棵松树,就会莫名其妙,补上两棵,才名副其实。外地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五棵松’车站了。”后来有关单位真的补栽了两棵松树。从此,人们又看到有五棵苍翠挺拔的松树,屹立在玉泉路口。

1974年6月的一天,周总理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我们给他挑选送阅的文件资料。在这些资料里周总理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这封信反映,山西省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山区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盐比城里还贵,这怎么行?周总理深知这一分钱对山区农民的分量,并且关系到城乡物价政策。他躺在病床上,立即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

这几件事情,都很平凡细小,却都与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但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事,映照出一个伟大的周总理,一个把伟大蕴含在平凡之中的周总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他把满腔的关爱、真诚,具体地给予了人民;他也得到了人民发自内心、久远真诚的热爱!

(作者系周恩来总理秘书、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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