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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秘书纪东谈周恩来:忍辱负重 严于律己

2018年09月30日15:0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为国家的总理、政治局常委和十大后党的副主席,他所处的特殊位置,让他集党政军日常工作于一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对上必须服从,对几种力量必须平衡。在不同的时期,他有时候只能在“屈就”中去抗争。为了不在斗争中“崩盘”,有时就得忍,在忍中去寻找时机。林彪叛逃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公开向总理发难。这中间,还有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的狡诈和诡秘也很难防范。鉴于党和人民利益所系,斗争和大局的需要,他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时也还不得不痛苦、违心地选择。这才是总理说不出的“苦”和“难”。

在“文革”中,周总理既要注意多种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还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主席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让老百姓能够吃饭穿衣,生产生活,真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时真是左右为难。就是这样,还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受到“四人帮”的攻击和毛主席因误信“四人帮”的诬告而对他的批评。

有人曾问我,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平时相互往来是不是很经常、很随意,像串门、走亲戚一样?我到周总理身边工作后,感觉到毛主席与周总理之间的联系沟通,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写信,书面来往,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过联络员传话,这种情况也不少;三是周总理同毛主席处通电话(或写信),事先预约;四是利用陪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报告请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会议或约见的时候。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讲,以往毛主席召开会议,周总理都提前到一会儿,后来就逐渐变成政治局委员到齐后,总理在前面和大家一起进去了。这样,领导人之间就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可以随时进行交流了。当然,这与进城后,工作环境、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工作时间、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有关。加之,后来几年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总理见主席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随便了。1974年底,重病的周总理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两人长谈到深夜,这是难得的,也是少有的。我们听说后,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两位老人家能这样促膝长谈太好了。当时,我们心里真的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

我们感到,周总理有时候对毛主席的批评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毛主席事先也没有和总理谈,像“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等,总理开始也是一头雾水。我看到总理有时真无奈,真不知怎么做才好,怎么做才对。有一次周总理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接待一位国家元首时,有些事情没有安排好,以后注意,等等。32开的一页纸,就是几句话,说的完全是工作程序上的问题。毛主席在上面用红铅笔批示:这是技术问题,要注意政治。我觉察总理看了这个批示,也有点莫名其妙。

周总理的这种“苦”和“难”的处境,高层领导都能感觉得到,只是谁也不愿说,不便说,也不能说。总理当然更不会说,也无处说,再苦再难,他也只能忍着,只能一个人独自承受。在那左右为难、苦撑危局的日子里,不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根本无法想象总理在精神和身体上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政治上又冒着多么大的风险。相忍为党,相忍为国,这个“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意蕴是深刻的。

我曾经偶然看到了周总理为排解内心苦闷、艰难情感的一个侧面。

那是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之前。一天下午,周总理正在休息,我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一张32开的白纸上,周总理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

蚕要暖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

采桑娘子要晴干。

读着它,我眼睛禁不住湿润了。那时独自站在周总理办公室里的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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