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忆伯父一介“平民”周恩来【4】

　　与伯伯最后的通话

　　1972年，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周恩来病重是不允许探望的。按规定，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别人去看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组来批，后来只给他打了电话”。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拨通了电话。

　　“是秉德吗？”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单位定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一连串的问题，出自一个重病老人的口中，我们看到了总理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牵挂。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

　　“伯伯去世后，我跟七妈说我要他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七妈把他非常破旧的睡衣拿来，我一看睡衣上面补了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内疚。他对别人太宽厚了。从家庭来讲是这样的，对国家大事更是这样。”

　　周秉德眼里的伯伯和七妈：恩爱夫妻的浪漫镜头

　　他们二人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两人红过脸。1969年，伯伯去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当时越南有战事，七妈担心伯伯的安全。回来的时候进了国境线之后，七妈才放心。伯伯回到家中客厅，七妈说：“老头子，你可平安回来了，我在电视里看到你在越南抱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抱抱我、亲亲我。”我的伯伯当着很多人抱过来就亲了七妈，这样的自然、亲密、温馨，让在场的很多人吃惊不已。可见他们那种多年不变的爱情是多么的可贵和让人羡慕。

　　周秉德自述：我们只是平凡的普通人

　　我原来是跟着我的老伴一起生活，期间很多时候是奔波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在西安和贵州前前后后有九年的生活。他退休之后我们就住在军队的退休宿舍里面，我老伴1998年病情加重，我也正是那一年离开的工作岗位。可是我结束工作照顾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转，不到一年，他就因为医治无效离开了。

　　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公交卡，到很多地方就坐公交车、地铁。只有去钓鱼台、人民大会堂这些地方参加活动我才会从单位叫一辆车来。当然我平时也会自己去买买菜、去超市买点东西，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嘛。

　　注：本文史料参考《我的伯伯周恩来》（周秉德著）、《周恩来自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