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忆伯父一介“平民”周恩来【3】

　　文革期间：伯伯说他自己少活十年

　　作为百废待兴的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的繁忙和劳累是可以想象的。他的眼里无“宿政”，当天的工作连夜也要办完。

　　然而，再苦再累累不过“文革”十年。周秉德清楚地记得，1967年5月21日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进门后大吃一惊：原先宽大的会议桌上、躺椅上、地面上，都被厚厚的文件、报纸堆得满满的。于是就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七妈，伯伯办公室怎么成了文件库一样。”

　　“本来国务院各部委处理的文件，由于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都报到西花厅了。现在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我早晨起床了，他屋里的灯还亮着。”

　　“伯伯曾经说过文革的十年让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对他身体的打击和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周秉德说。

　　林彪出逃坠机的事情发生之后，“伯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人民大会堂处理相关的事务，最后把林彪搭乘的飞机坠亡照片都拿过来，知道了他的下落，伯伯才能够放松一点点。全国各地和林彪相关人员的监护和控制都顺利地进行了”。

　　周秉德回忆：“当时伯伯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大哭了一场，我认为伯伯嚎啕大哭并不是从个人感情上、也不是对林彪的惋惜，而是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党怎么向国家交代、怎样向全国人民交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影响……这些都是伯伯不能不考虑的事情。”

　　动乱中亲自签字批捕弟弟

　　“七妈对我说过：她和我伯伯有三个干女儿，而她们的命运都是非常苦的。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很小的年纪就和父母一起因为飞机出现意外而去世了；另外一个是他在南开时同学谌小岑的女儿，在延安因为窑洞坍塌而被砸死。”周秉德说。

　　有幸活到解放后的，那就是孙维世。

　　在周秉德眼里，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是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

　　“维世姐姐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炳文过去和朱德一起都是军阀时期的军人，他们在二十年代初很坚决的要加入共产党，跑到欧洲，去找伯伯。伯伯和他们谈了一夜，然后毫不犹豫的介绍他们加入了共产党”。

　　回国之后，孙炳文先生做了黄埔军校的部门主任，主管后勤。“‘四·一二’事件时，国民党特务抓住孙炳文，在上海龙华广场实施了腰斩酷刑，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 ”。孙炳文的夫人任锐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后来任锐带着孩子到武汉找八路军，被伯伯认出来了，当时维世姐姐只有十五六岁。最后这两个孩子都被接纳下来了，伯伯、伯母两个人都挺喜欢这个小姑娘，就认了维世做干女儿，一块儿到了延安”。

　　1939年，周总理因为手臂受伤要去苏联治疗，孙维世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后也一起去了，她留在苏联学了六年多戏剧，新中国成立前就回国了。

　　“‘文革’过程中，我父亲以及伯伯养女孙维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亲自批下来的，最后维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我七妈告诉我的 ”。

　　1967年9月，孙维世之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被江青、陈伯达认定为“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被投入狱中。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副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我和维世姐姐的关系非常好，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的难过。我的思想当时是非常单纯的，我觉得伯伯在党内的威望很高，没有人会去难为他，哪知道当时就有人想要把我的伯伯打倒呢！”

　　因卷入“刘少奇专案”，周同宇被捕入狱，7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我父亲是在1968年2月份被抓的，当时‘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几个红卫兵说我的父亲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等五人有个‘反革命聚餐会’。其实就是这几人常聚在一起吃吃饭。最初谢富治批示的是拘留，我的伯伯后来更改为拘捕”。

　　当时香港的报纸就有些议论，“说我伯伯无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弟弟都抓起来了。但现在看来当时抓起我父亲，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保护，因为要是落到红卫兵的手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对我们来说还很担心，伯父要求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直到1982年，才有了为我父亲彻底平反的结论”。

　　与伯伯最后的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