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人民的“总服务员”【5】

周恩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而是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的彻底执行者，他用一生践行了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不脱离实际的诺言。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要争取多数，“那个多数一直要包括到敌人营垒中的少数开明分子”。“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包括黄色工会。他提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左”倾错误和投降主义的右倾错误。“‘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而“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因而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社会主义时期，周恩来提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教育党员，要有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气概和宽广胸怀。不仅要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城乡小资产阶级，同时要团结、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对地主，也要通过劳动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甚至对末代皇帝也要进行有效的教育和改造；不仅要团结有共同信仰的人，而且要团结有不同信仰的人；不仅要团结先进的人，也要团结思想落后，有各种缺点的人。周恩来对党外朋友襟怀坦荡，赤诚相见，传为佳话。周恩来与张治中虽属两个党派，可在感情上却是多年的朋友，有着很深的私交。早在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人就已相识，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治中是入伍生总队长。在周恩来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张治中对共产党有了认识，并对周恩来大公无私、献身革命的精神十分钦佩。土地革命时期，张治中为了不与共产党作战，既不带兵也不参政，当了10年军校教育长。1945年重庆谈判时张治中腾出自己的房子给毛泽东住，又接受周恩来建议，亲自陪送，以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在新疆兼任省主席时，张治中受周恩来嘱托，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干部及其家属，并安排专人专车，将他们送回延安。对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有功之人，周恩来始终给予真诚的关怀。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谈判。张治中虽认清了国民党的腐败及必然灭亡的结局，但受封建忠君思想束缚，不能毅然决然站到人民一边来。周恩来诚恳地同他多次交谈，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明确指出：“代表团不管回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分子是不会放过你的。”他动情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西安事变时，我未能及时拉住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我再也不能对不起你了。”为了解除张治中的后顾之忧，周恩来又亲自作了精心安排，把张治中的夫人及女儿安全地接到北平。周恩来的真情深深感动了张治中，使他毅然站到了人民一边。张治中曾说过，“我的一切进步与我的老朋友周恩来的帮助、教育是分不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情怀，他那广泛团结人的思想是国人学习的楷模。”

周恩来生前和很多老中医都有交往。施今墨曾被称为“南北驰名的名医”，多次为周恩来看过病，深得周恩来的赏识。1953年4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施今墨，说：“施老先生，我想请你当老师，谈谈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问题，这是当务之急啊！”施今墨向总理提出了久郁心中的愿望，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周恩来听完后说：“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变化，我们不但要让中医在国内占有重要的地位，还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懂得，中医是人类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十年动乱”中，施今墨遭遇被批斗的劫难，周恩来亲自派人把他们全家保护起来，并解决了生活费、医疗费等问题。

1968年5月，岳美中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后，以古稀之年带病之身，一边做检查接受批判，一边清扫厕所。周恩来知道后，指名让他去越南为胡志明看病，从越南回来后，周恩来又关照，把岳美中安排在北京饭店住了一段时间才送回到医院，不久就给他恢复了工作。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岳美中参加了总理的治疗工作。1975年12月下旬，岳美中最后一次为周恩来会诊，会诊后，岳美中汇报：总理的病，主要是长期重病和劳累，体内已经正气不支。周恩来听后，微微点头，对邓颖超说：“岳老讲的，一语破的。”看完病，岳美中走出病房，工作人员追出来说：“总理吩咐，岳老有糖尿病，不要留他吃饭了，让他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岳美中后来回忆说，当时距离周总理去世只有十多天，病情已见危重，但总理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平静得如同讨论一件日常事，而对别人的关心仍旧那么细致入微。

1955年，周恩来亲自把治疗乙脑有绝招的老中医郭可明从石家庄接到北京，邀上天安门观礼。为表扬老中医黄竹斋治愈德国友人的中风病，周恩来亲自给黄先生敬酒，赞扬他为祖国、为中医争了光。1962年，骨科名医杜自明病逝，周恩来深感惋惜，亲到友谊医院向杜老遗体告别。葛云彬老中医作古，周恩来指示，把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1950年，林伯渠久呃不止，西医治疗效果不理想，周恩来亲自参加林伯渠的病案讨论，建议改用中医方法治疗。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章次公老中医把林伯渠的病治好了，周恩来感慨地说：“西医好，中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这句话，一直是指导中国医学界的至理名言。周恩来还说过，希望不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到国外去学中医。

他听说蒲辅周老中医家的收音机破旧了，就将自己访日带回的半导体收音机赠送给了蒲老。有一次，周恩来患癃闭症，许多医生一筹莫展，后经蒲辅周治愈。周恩来问他：“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蒲辅周回答说：“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治，我把你当病人医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医，病人的病是医生可医的。”周恩来称赞蒲辅周是“高明中医，又懂辩证法”。蒲辅周生病的时候，周恩来或者亲自去探望，或者让邓颖超代为探望。蒲辅周过意不去，周恩来说：“你为我们保健负责，我们也对你的保健负责，彼此不是一样的吗？蒲老，你要好好保重身体，一般的病请你的学生去看就行了，我也转告其他首长，不要轻易惊动你，你健康长寿，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嘛。”周恩来曾指示蒲辅周的弟子高辉远，一定要把蒲老的学术思想和宝贵经验整理出来，继承下去。高辉远等人几经寒暑，整理出一部经验手稿交给有关部门，时值“文革”前夕，山雨欲来，这部手稿无人过问，竟被扔进废纸堆。高辉远费尽周折，找到手稿收藏起来。一次，周恩来又向高辉远问起此事，高辉远如实作了汇报。周恩来让他把手稿拿来，亲自翻阅，批示予以出版。1972年12月，《蒲辅周医案》终于付梓问世。

周恩来在文艺界交了很多挚友。周恩来和郭沫若是心心相印的莫逆之交。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重庆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组织大批文化人撤退到外地，留下郭沫若等部分文化人坚守重庆的岗位，但他们已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公开活动，“清闲”下来了。周恩来便公开号召郭沫若：“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郭沫若对周恩来的话深以为然。皖南事变以来，他憋在心里的愤怒、“伟大的忧郁”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时机和方式。“冷静的火山重新爆发”了，但不再以新诗的形式，而是以更接近广大群众，也更刺痛顽固派的戏剧形式喷射他的诗情。1942年1月《屈原》、同年2月《虎符》、同年6月《高渐离》、同年9月《孔雀胆》、1943年4月《南冠草》，郭沫若几乎是一口气创作了五部历史剧。这以后，郭沫若从戏剧创作又转向了历史研究，主要是向周秦的意识形态领域开拓。一年多时间里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两个集子——《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此外还有《屈原思想》和影响很大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等等。无论史剧或史论，一稿初成，郭沫若总要请周恩来做第一读者，或向包括他在内的朋友们朗诵，听取意见。周恩来总是直抒己见，同郭沫若商榷。他在信上对《棠棣之花》修改稿提出的意见多达30条；他对《屈原思想》一文提出异议，以为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兼艺术家”，却不能说是一个“革命的思想家”，这意见是中肯的，他将郭沫若对“仁义”的阐释“把人当成人，该做就快做”，改为“该做就要做”，一字之差反映了革命家和诗人气质的不同。周恩来和郭沫若都是时代之子、革命之子，同时也是民族之子。他们既吸取了时代精神，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时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

周恩来逝世后，郭沫若写了一首《七律·悼念周恩来》，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深切怀念。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