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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周恩来的一份电报:1949年究问浙江大学"拒竺"风波【3】

2021年03月04日17:09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当年蒋介石对竺可桢颇为看重,竺出任浙大校长就是蒋的“钦点”。不过,当时竺可桢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书呆子,一个“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的书生。新中国成立在即,周恩来问起竺可桢“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不是没有来由的。

  10月29日晚上,竺可桢在监狱亲眼看到躺在板床上的冰冷的于子三。他不顾胁迫,拒绝代表校方签字承认于子三是自杀。随即,他在南京对《大公报》、《申报》的记者表示:“于子三是好学生,于之死是千古奇冤。”他还说:此案的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志愿之有无”。消息见报后,全国为之震惊,官方则要求竺可桢马上在报纸上予以更正,竺可桢则回答道:“报道是事实,无法更正。”随即,金陵大学以罢课予以响应,随之,中央大学、乃至全国各地的高校纷纷罢课为浙大声援,是之为“于子三运动”。这是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把干柴烈火,它迅速燃起火焰,成为“第二条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浙大的“学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围绕悼念和安葬于子三,国民党当局与浙大“学运”针尖对麦芒,夹在中间的竺可桢可谓焦头烂额。当时国民党青年部长陈学屏认为这次“学潮”的根子“仍在浙大本身”;至于竺可桢,本是“国内第一流校长”,却在“学潮”中“属于第三者之态度”云云。

  竺可桢渐渐与国民党当局拉开了距离,反之,他与日益炽烈的“学运”也越来越不合了。在浙大的校务会议上,竺校长表示:“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于是,围绕如何处理于子三的尸体,试图尽早平息事件的当局与浙大无法达成共识,看出“学运”是借势发难的竺校长也与“学运”形成牴牾。此时此刻,这个校长的位子,是越来越难坐了。

  彼时,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要求校方立即埋掉于子三的尸体,被竺可桢拒绝。

  此后他亲自在凤凰山为于子三查勘坟地,又经过一番口舌,当局也同意选定1948年1月4日浙大学生集体为于子三出殡。然而,围绕送葬队伍的路线、是否允许有仪仗和挽联等,当局与学生复又纠缠不休,学生则必欲出殡时要经过杭州的热闹街道,且游行并沿途唱挽歌等。竺可桢与双方“博弈”,最后只得发出布告,“告诫学生不得任意出外游行,并说明自治会不听学校劝告,若有意外,学校决不负责”等。“学运”领袖自然不肯听从,随即大张写有“报仇”等字样的旗帜,集合学生于校内“阳明馆”前,高唱“抬着你尸首往前走,走在这中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记着记着,今天将将士来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高兴,你的死期将到临”的挽歌,浩浩荡荡,准备发起抬棺游行。竺可桢听到这挽歌,本能地预感到“此类挽歌比任何标语更为恶毒,故军警若知道势非冲突不可”。此时当局突然变卦,禁止为于子三出殡,并派出流氓队伍冲进学校,骚扰和殴打学生,一些学生躲避不及,受到伤害,如后来成为浙大校长的韩桢祥院士,头部就遭到殴打而负伤。为了抗议这次暴行,浙大学生又罢课三天。此时教育部甚为紧张,杭立武、朱家骅先后打来电话询问,又派特派员前来“安抚”,当这位特派员提到学校应开除学生时,竺可桢说:“校中开除学生,需凭个人行为,不能任意开革,否则莫须有之事如何服人?”当时还有人主张为防止学生暴动,可“召军警入校”,竺可桢则坚决反对,“因此与余素来主张极端相反”,他还认为:“余始终认大多数学生乃善良的也。”不过,竺可桢的主张毕竟是动辄得咎,为双方所不喜,随即浙大的校务“处于内外均不谅解之状态中”,学生执意不安葬于子三则不得取消于子三在校内的衣冠冢,而当局以为只需开除若干“左派活动学生”,“则学校即可安静”,随即开出要捉拿的38位学生的名单,竺可桢以为此种办法,之江大学或暨南大学或许“曾行之而有效于一时,但实际此种方法只能收效于一时”。于是,他一方面艰苦地向学生进行解释,一方面又竭力保护学生,对当局的喝令不予理睬,并称“浙大向来事事公开,开除学生必须有理由”,而“校中不知谁是蓄意捣乱的共产党”,且“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最后,他绞尽脑汁,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在凤凰山浙大公墓为于子三安葬,送殡的近300名学生取消集体步行游行的方式,改为浙大派5辆汽车载送前往。

  3月14日,于子三终于得以下葬至凤凰山。

  经过此番周折,竺可桢可谓身心交瘁,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校十二载,已属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游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听说校长心生去意,浙大教授会的同人如苏步青、谈家桢、张其昀等大惊,急忙前来劝慰,学生自治会代表谷超豪等也前来致意。对此,竺可桢表示自己并非轻率辞职,“即临走亦必有交代,使继任者可以顺利工作,决不拂袖挂冠而去”。此后浙大千余学生在《上校长书》上签名,挽留竺可桢,但他去意已定矣,因为他知道他已无法继续在浙大工作下去了。

  所谓“天下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局如此,加之学生运动波澜四起,带头者更是“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段太玩弄”,此前所以凭借的“求是”校训等等,根本无济于事,而原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以及由此形成的丰富的校园文化,如今已是一边倒的态势,如学生自治会的刊物《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等,“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均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竺可桢又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竺可桢只有摇头;不久,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的春季音乐会,然而合唱中有沈思岩先生创作的《贵州谣》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也“均嫌政治气味太重”。对浙大著名的“民主墙”——《生活壁报》,此时竺可桢也认为有不妥之处,即政治气味过于浓厚,尤其是浙大学生自治会出版的《每日新闻》,竟“全载共产党广播,为(浙江)保安司令部所不满;(其)且对外销售”,处事认真的竺可桢随即“嘱自治会将《每日新闻》出版负责人或机关印出(原只登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发售,必须向市府登记”。所有这些,虽然校长没有强行干预,却行同“书傻子”,竺可桢竟不懂那已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了。至于“学运”的核心组织——学生自治会,早在1948年6月,竺可桢在致同人的信中就曾表示:“弟十数年来素主张教授治校,大学应以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威,而历届学生自治会,不了解此种精神,擅自主张学生有遵守自治会章则之义务,而无奉守校规及校务会议议决案之义务。此点不明白纠正,浙大将永无宁日。”

  于是,校长竺可桢无可挽回,他已经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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