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活动间隙 周恩来经常对翻译人员进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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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的请示上，周恩来就翻译工作出的批示、

1967年，作者（左一）在周恩来接见外宾时参加合影

1965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现为翻译司）工作，与我同时进入翻译处的有10多个年轻人。

1964年中法建交，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周恩来估计中国的外交将会有大发展，为此要未雨绸缪，准备好干部，指示翻译处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挑选一批刚毕业的年轻人，加以培养，应对即将到来的外事活动高潮。我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外交部。在此后的外事活动中，我们中不少人直接或间接聆听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指导，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不少人成为了高级外交官。

翻译不是“传声的机器”

进入翻译处，我经常听到老同志讲，“总理”怎么说，“总理”又有指示啦……。那时，外交部的人都把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总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特别关心，经常在见外宾前后通过口译或陪同人员对翻译工作提出要求。

周恩来对提高翻译的外语水平很关心，在日理万机中还经常想到翻译。他多次批示，要求我们每天要有3个小时练基本功（听、说、写、读、译），互相用外语对话。那时国内没有收短波的收音机，不能听外国电台的广播。但是学外语不听有关国家的广播，怎么能提高听力呢？为此周恩来特批为翻译处从国外买了几台有短波的收音机。我们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围着这几台收音机听英美的新闻广播。

1969年，我们在广东潮汕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时，周恩来还想到了有这么一批年轻人在“接受再教育”，派出外交部干部司司长张永宽到牛田洋，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看望我们，向我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每天必须要有两个小时学外语。”大家听了很激动：总理是怕我们在农场劳动把外语忘了啊！可是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连周恩来的指示都得不到落实，有人甚至认为张永宽的讲话是“大毒草”，应予批判。我们学外语的计划因而付诸东流了。

外交文件的翻译要求所有的专有名词、引语等都要查清楚。这对我们新入部的同志是很大的考验，有时翻译某国总统的名字，明明查了，抄到初稿上，无意中会漏写或多写一个字母。定稿人没时间去核对专名的译法，往往会放过。所以翻初稿的人粗心大意就会给整篇译文留下很多“陷阱”。我们几乎隔三差五都要被“敲打”一下：专名没写对，这个译法查了没有？打字缩行太短……

翻译室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是在周恩来的“敲打”下逐渐形成的。听说，早在1951年，在关于缅甸驻华大使任命的上呈文件上，缅甸大使的名字在同一页纸上出现两种译法：吴敏敦、吴敏登。周恩来在上面指示：“姓名未统一译好，请注意！”我佩服周恩来连这么一个小错都能发现，我们天天同文字打交道，却还常出差错，太不应该了。

英美、欧洲等国的人名按照发音翻译就行。日本人的名字最难译，他们用的是汉字，如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但发音完全不同，只能死记硬背。日本领导人有时换得很频繁，在外事活动中遇到一个不熟悉的日本人名，翻译连“忽悠”的办法都没有。周恩来体谅翻译的难处，就指示新华社编著《常见日本人名、地名手册》，发给每位翻译。

在外事活动间隙，周恩来还经常对翻译人员进行“考试”。冀朝铸、唐闻生等高翻就碰到过这种“考试”，对我们启发很大。有一次，听他们讲到周恩来考他们的地理知识，要求他们从东到西顺序说出拉美国家的名字。英语翻译往往对与自己工作有关的国家比较注意。当时拉美国家与我国建交的不多，在外事活动中也难得提到它们，所以我们不太关心拉美国家的情况。冀、唐两位高翻未能通过周恩来的“考试”，周恩来要他们回来后好好看地图，以后还要“补考”。

在政治会谈中，中央领导经常提及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类似“绥靖政策”“闪电战”“苏台德区”等，都有固定的外语表述，不能随便译。还有一些历史人物，如克劳塞维茨、梅特涅等，需要了解他们是谁，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等。这些历史词汇和历史人物也经常是周恩来的“考题”。他还告诫外语干部要懂得外语环境。“现在很多外语不只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你要搞语言，就要懂它（有关地区）的历史、地理。”

有一次过家鼎给周恩来当翻译，说起赵朴初“居士”，老过不知道什么是“居士”，周恩来就解释说：“居士是不出家的信佛的人。”老过译为“layman Buddhist”,顺利通过。另一次，周恩来与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会谈，我作为“见习翻译”，也参加了。周恩来提到木薯淀粉的利用问题，高翻冀朝铸傻眼了：木薯的英文怎么说？毕竟是老翻译，他不慌不忙地想用解释的办法“忽悠”过去。“贵国有一种植物含淀粉量很高……”话没说完，便被我国驻该国的大使打断了，大使提醒说是“cassava”，把老冀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除了一般的知识面外，周恩来还特别关心翻译对外交业务是否熟悉，情况是否了解。

外交部内各种机密文件，如有关国家的情况调研、驻外使领馆的电报、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等，都按级别准许阅读。翻译处多数是年轻人，级别低，大部分文件都不能看，所以翻译时对背景、我方立场等往往一知半解。周恩来发现了这一问题，不止一次地指示部领导要让翻译了解情况，翻译要结合业务。他还说：“翻译不只是一个传声机器，翻译是人，是革命干部，要有自觉性和能动性……”他强调翻译要熟悉业务。

为了让翻译熟悉业务，周恩来指示，在地区司准备接待某国领导来访时，要请有关翻译参加讨论。重要文件的翻译，要有领导为翻译答疑。

对于口译，周恩来还特别要求在每场外事活动前，翻译都要看有关文件。我的丈夫吴建民是法语翻译，有一次周恩来会见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他去做翻译。外宾到达前，周恩来问他：“看文件了吗？”吴建民老实回答说：“没有。”周恩来有些不高兴：“为什么不看？”吴说：“翻译处没有这样的文件。”周恩来火了，狠狠批评了在场的主管部领导：“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不让翻译了解情况，是最残酷的。……翻译要看文电，不仅是参加口译的翻译要看，不参加口译的翻译也要看，此事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第二天，翻译处阅报室桌上多了许多文件，办公厅按照周恩来指示送来了有关文电和简报。我们可看的文件比其他单位都多，使我们不仅知道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还了解了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在看文件的过程中，我们还相互切磋对有些提法的理解，外文译法，提高译文的水平。

外交翻译政治性强，周恩来要求“完整准确，通顺易懂”。“完整准确”不等于“对号入座”，他主张吃透讲话（或文件）精神才能译好。前辈翻译家给我讲的一件事，对我印象深刻：1952年，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使节看电影，总理亲自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还通过秘书打电话到翻译室，片名不要直译，建议译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西方家喻户晓，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外鲜有人知，借用莎翁作品的题目，有助于外国观众理解。周恩来这一点拨，使我们更懂得“翻译不是传声的机器”，是交流的桥梁，“对号入座”有时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还必须注意使用外国人懂得的语言。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思想”怎么译成外语？开始我们译为“MaoTsetung’s Thought（当时还没用汉语拼音）”，即“毛泽东的思想”。也有人对“思想”的译法提出了疑义，大家讨论得很热闹，却没抓住要害。最后请示周恩来，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译为MaoTsetung Thought为好。后来，中文人名地名一律用汉语拼音表述，“毛泽东”3个字改为汉语拼音。

那时我们在翻译处里感到很幸福，因为周恩来对翻译很重视，很关心。他一直把翻译看作是“外事干部的一个来源”，要求翻译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说：“在外交谈判中，谈判代表本人固然重要，翻译也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地方纠正过来。”遇到重要文件的翻译，周恩来总要询问翻译处有什么意见。翻译政府工作报告或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他鼓励翻译提意见、提问题。翻译中共九大文件时，周恩来主持了4次同翻译的座谈会，讲文件的精神，解答翻译的问题，并征求对草稿的意见。周恩来这样做，是有意引导翻译多关心外交业务，提高政策水平。

我是幸运的。在开始外交生涯的关键时候，有机会耳濡目染周恩来的教诲，对外交翻译以及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敏感性都有了感性知识，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经历，终生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