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璐瑛(口述) 秦 海(整理)
2020年08月28日15:03 来源:人民网
邓颖超送母亲一条裙子
我母亲是宁波人,6岁时便同姐姐一起到卷烟厂当童工,真所谓“苦大仇深”。家里的日子十分艰难,这也使母亲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1930年代母亲参加了共青团。抗战爆发后,母亲只身到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经人介绍,同父亲结婚。母亲原来有名字,参加革命后因崇尚高尔基《海燕》中的海燕形像,改名“贝海燕”。母亲心灵手巧,会做衣服、织毛衣。邓颖超多有对外活动,母亲便常帮邓颖超做衣服或改衣服,使她穿起来更得体、合身一些。邓颖超特别喜欢我母亲,把自己一条心爱的裙子送给了她。母亲舍不得穿,珍藏着,后来从重庆到延安,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从延安撤退,解放后辗转到长沙,好多东西都丢了,这条裙子一直完好地带在身边。
1987年,我因公务到重庆,抽空到红岩村的革命纪念馆参观。大门口有一张大照片,是当年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同周总理、邓颖超的合影。我从中看到了龚澎,穿着连衣裙,确实很出众。我在里面想找我的父亲,看见一个人好像是,便找到纪念馆的人想确认一下。他们得知我是龙潜的女儿,热情地接待我。但他们告诉我,这照片里面没有我父亲,因为父亲是周总理的机要秘书,不对外。他们请我吃饭,问我父亲手头有没有同总理、红岩村有关的纪念品?我说父亲已经去世9年了,恐怕不会有什么了。不过我又告诉他们,我母亲有一条邓颖超给的裙子,现在还保存着。他们十分兴奋,希望把这条裙子捐给纪念馆。我想这是好事,便一口答应了。后来我到长沙,对母亲说起捐裙子的事,不料母亲说这条裙子是她最珍贵的纪念品,寄托着她对周总理、邓颖超的思念,所以再也不愿意离身了。我理解母亲,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在重庆,母亲怀上了我哥哥后去了延安。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根据地处于相对困难的时期。为渡过难关,中央提出自力更生,精兵简政,把一批怀孕和有幼儿的女同志精简下来了。我母亲也是其中之一,住在招待所里。邓颖超发出一个号召:有知识有经验的妈妈去当保育员,帮助那些有小孩的母亲带孩子,让她们可以放心地工作。一些人不愿去,因为当保育员就不是干部而是工人了,那时同样有人在意这个身份。我母亲响应邓颖超的号召,去保育院当了阿姨。据说甘于去当保育员的只有我母亲一人,所以邓颖超对我母亲印象很深,当时就表扬了她。
解放后,父亲曾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离开长沙到广州工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父亲犯了错误,此后调到北京,在高教部任职。我一直以为父亲犯了“右倾”错误,后来我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才知道,父亲犯的是“左倾”错误。著名学者陈寅恪当时是中山大学教授,父亲曾在大会上多次公开批评陈思想右倾,是“封建余孽”。这引起老教师们的反感,也不符合党对知识分子(包括所谓旧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父亲受到广东省委的批评。对此,父亲还一直不服气,到北京找周总理,诉说自己的“委屈”。周总理严厉地批评了父亲——他这才心悦诚服,后来多次做了检讨。
我上大学时,一次回到父亲那里,晚上睡在书房,无意间发现一封信,是昆明工学院的师生于1960年代写给父亲的(父亲曾在此任副校长)。信里赞扬父亲关心师生、与师生共甘苦、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我想,这肯定是经过总理的严厉批评后,父亲信服了,彻底改正了错误。
总理批评父亲,邓颖超表扬母亲
父亲在长沙时曾任湖南革命大学的教务长,母亲那时也在革命大学工作。时隔不久,母亲觉得自己文化低,不宜在学校工作,请求到基层、到厂矿去。组织上接受了母亲的请求,调她到长沙的“裕湘纱厂”担任党委书记。母亲是工人出身,这工作很适合她,从此便一头扎进了工作。
家庭变故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工团班有一个女学员乘虚而入,插入了父母之间。她比父亲小26岁。父亲遂与母亲闹离婚。组织发现了这些问题,严厉批评了父亲。当时湖南省委还就此作了一个决议,批判龙潜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父亲觉得在湖南呆不下去了,要求调动,于是被调到广东担任华南分局的副秘书长。经过这一场风波,父母之间的裂痕就很深了,两人不久离婚。当时老干部离婚几乎成了风潮,为遏制这股不正之风,刘少奇亲自抓了两个典型,一个好典型,一个坏典型。母亲后来对我说,如果再迟几个月,你父亲想离也离不了了。
母亲告诉我,离婚后,父亲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中承认自己不好,辜负了母亲;但又说,他们是协议离婚的,而且协议过多次,那为什么还要向周总理告状?母亲十分奇怪,她对父亲再不满,但还珍惜父亲的政治前途,决不会给总理写信告状。后来才得知,这信是我大哥写的。他也不满父亲的行为,出来打抱不平了。想来总理看到这封信后,狠狠地批评过父亲。
1963年,我已上高中。这年暑假,我到北京看望父亲。一次晚上看演出,周总理和邓颖超也来了,他们没有坐在一起。周总理一出现,全场起立鼓掌。总理频频点头、招手。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周总理,心情很激动。邓颖超就坐在我们的前一排。演出结束退场时,邓颖超看到父亲,过来打招呼。父亲向邓颖超介绍说:这是我女儿(父亲没说我的名字,因为我随着母亲姓“贝”)。邓颖超本来是很慈祥可亲的,此时却突然沉下脸来,看着我说:你妈妈贝海燕是上海工人,是个坚定的革命者,是个好干部,非常好的干部!你要好好向你妈妈学习!我本来想告诉邓颖超,我就是跟着妈妈的,但看到父亲尴尬的模样实在不忍心说出口。邓颖超走后,父亲还呆呆地站着,随后拉着我匆匆走了,可能是在躲总理,怕再次陷入尴尬。回到长沙后,我把邓颖超的话告诉母亲,母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孙维世惨死,总理呆坐40多分钟
父亲说他到北京工作以后,当年重庆红岩村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几乎每年都要到总理那里聚一聚。父亲也陆续向我讲过一些在总理那里看到、听到的事情。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有关孙维世的事。
父亲说,总理没有亲生儿女,却有不少干儿子、干女儿,大都是烈士子女。孙维世就是其中一个。她父亲为革命牺牲,母亲带着3个孩子一路讨饭去找党组织,找到武汉。当时国共合作,武汉有八路军办事处,但门卫不让他们进去。孙维世还是个小姑娘,放声大哭,惊动了里面的人,问明情况后接待了他们,于是一家四口被送到延安。孙维世的父亲曾和总理一起工作过,总理便把孙维世认作干女儿。她很聪明,长得也讨人喜欢。在众多的干儿子、干女儿里,据说总理最喜欢孙维世。后来孙维世到苏联学习话剧,学成回国后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她的哥哥当过朱德的秘书。总理工作很忙,常常得不到休息,孙维世一去,她总有办法让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休息一会,所以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欢迎孙维世来访。有一年,孙维世还给总理和邓颖超办过一次结婚纪念,大家都很开心。
林彪曾追求过孙维世,但孙维世对林彪不感兴趣。按说这样倒给叶群腾出了位置,她以后才得以耀武扬威,但叶群竟因此恨上了孙维世。在延安时一次排演话剧,江青想扮演参加革命的大小姐,但因为年龄偏大,演了阻碍革命的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大小姐。这样一来,孙维世又和江青“结了怨”。孙维世后来爱上了志同道合搞戏剧的金山。周总理不太满意这桩婚姻,对孙维世执意和金山结婚不是很高兴。“文革”前,孙维世和丈夫金山到大庆深入体验生活,他们写成一个剧目,表现大庆人特别是“王铁人”的战天斗地、为国争气的精神,演出时请总理去看。总理看了挺高兴。
“文革”一来,金山遭了殃,遭到叶群和江青“双重”嫉恨的孙维世更遭殃。她因去过苏联,还被指为“苏修”特务。周总理得知孙维世被抓,赶紧让秘书打听关在何处,想让她少受一些罪。及至打听到,孙维世已经死了,而且从抓到死只有7天,死相极其凄惨。周总理听到消息,一言不发,呆呆地坐了40多分钟。他心里想什么,没人知道,是想那么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就不明不白地死了呢?还是想自己堂堂一国总理,竟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干女儿,保护不了一个烈士的孩子?可以想见,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之痛!
整个“文革”中,周总理的痛很多,但自己最喜欢的女儿孙维世惨死之痛,一定是总理心中永远的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