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毛泽东到武汉打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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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6月以后，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有些造反派组织甚至从解放军的武器库中抢夺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等重武器。但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抱着“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的态度，并且想亲自到比较乱的中南地区去看看，继续做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

7月13日下午，人民大会堂118厅。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看到人都到齐了，毛泽东开始讲话。他神态从容，说话不慌不忙。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扫视了一下全厅，接着说：“已经7月份了，我准备到下面走一走，去武汉长江里游泳。”

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有人说：“主席，你要游泳，不一定要去武汉，北京的十三陵、密云水库也可以呀！”毛泽东说：“我要去武汉，那里的水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去武汉。”

其实，他早已下决心出去走一走了，到武汉游泳是次要的，看看全国的形势却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搞得对不对，群众拥不拥护？毛泽东希望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他把脸转向在座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满怀信心地说：“没有关系的，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

会后，周恩来把杨成武叫到一边，叮嘱道：“你一定要保证主席的人身安全，天天要与我联系。”尽管如此，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便提出自己先行，到武汉打前站，毛泽东欣然同意。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正受到造反派的严重冲击）去！”当晚，周恩来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等先飞往武汉，为毛泽东的到达做出妥善安排。

武汉地处中部，是连接大江南北的要冲，一向对全国形势有辐射作用。现今，“文化大革命”进入打基础的重要阶段，如果能把武汉治理好，使它由动荡走向稳定，无疑对全国会有示范作用。如何解决武汉的问题？毛泽东早有腹稿，首要的一着是：陈再道是一员武将，没有历史问题，解决武汉的问题，必然依靠陈再道。

7月14日凌晨3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夜幕中缓缓启动了，沿着祖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京广线向南驰去。

在这动荡时期，负责毛泽东安全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天上、地上、水上都作了周密安排。地上有前驱、主车、后卫3列火车；空中调来了4架“伊尔—18”、2架“子爵”、2架“伊尔—14”飞机，另有4架“米—8”直升机飞短途；水上从东海舰队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这次南巡中，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与毛泽东的主车厢仅一门之隔。

当晚9时零8分，专列抵达华中重镇武汉。毛泽东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这时，整个车站已经被戒严，随毛泽东专列南下的中央警卫团警卫部队占领了车站各处要地，严密戒备。

毛泽东在杨成武、汪东兴护卫下走下专列。下车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站台上赫然张贴的“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等大标语。毛泽东看了，无奈地摇了摇头，对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杨成武点点头。

陈再道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2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3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尤其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注意。4月6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4月16日，江青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一来，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5月16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号称拥有120万人。“百万雄师”人员由各基层单位抽调，以基层民兵、党团员、基层干部和退伍军人组成。6月4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武汉地区的这两大派组织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冲突白热化导致流血事件频频发生。

7月14日中午，谢富治等从成都赶到武汉，同行的还有北航“红旗”的4个造反派头头。原来，周恩来动身来武汉之前，给在成都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到武汉，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没让也在成都的王力一同前来。王力听到这一消息后，便连夜同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通了电话。他们经过一番策划后，由王力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来到武汉。谢、王到武汉后，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造反派的行为表示支持。北京来人的消息迅速传开，湖北中医学院群众组织“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

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些“内幕”，与大家握手后便走上停在站台上的小汽车。稍顷，一列车队在公安部门的护送下，缓缓驶出火车站，奔向东湖宾馆。

毛泽东入住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谢富治和王力、余立金住在百花二号。为了保证毛泽东、周恩来的安全，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