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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 周恩来拍了桌子【2】

尹家民

2019年06月14日15:4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7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从右到左)在延安合影

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周恩来拍了桌子

1927年7月,接到有关南昌起义的报告后,张国焘在7月30日赶到南昌。在会议室,张国焘说道:“共产国际派来接替鲍罗廷的代表,罗米那兹同志已经到达武汉,我们谈论暴动事宜之后,由他向共产国际请示,国际已经回电,大意是要我们停止冒险,主张我们与张发奎一道干,打回广东,再由南向北发展革命。”

众人不解。李立三说道:“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还坐在这里讨论,讨论什么?”谭平山不同意:“要是我们军中的同志都这样犹豫,还不能够干,那么以前我们的一切工作不是白干了吗?这能算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吗?”

周恩来听着几个人的争论,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还是干!”

张国焘找不到支持者,便没了底气,换了一副商量的口吻:“我刚到,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主要听你们的。不过国际的电报可是说,要有成功的希望,才赞成干。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还是不要干的好。加伦的意见也是推迟一点……”

此时,谁也没有料到,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了桌子。他站起来,冲着张国焘吼起来:“你说的这些,究竟是你的意思,还是国际的意思?中央派我来是要组织暴动,你又来说国际不赞成暴动,你叫我怎样执行?我辞职不干了!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

张国焘不服气,喃喃道:“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你怎能不参加特别委员会呢?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忙,你们可以叫一个同志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我,等我看看你们预备好的宣言,再图计议嘛。”

不知谁冲着张国焘高嚷一声:“为什么你要看宣言?究竟你是赞成干,还是要停止我们干?”

张国焘有点招架不住:“我不是不了解情况嘛!如果条件成熟,应当干,我怎么会不赞成干呢,问题是现在时机不成熟。”他见无人再冲他嚷,口气又硬了起来:“你们说准备好了,宣言呢?计划呢?总指挥是谁?”

邓中夏说:“这些都准备好了。总指挥是贺龙。”

“贺龙?”张国焘反问道,“他能当总指挥?他是土匪出身,难道你们都不知道?”谭平山忍不住了,说:“胡说!你才是土匪!”

周逸群接过话说:“贺龙的情况我了解,他是苦出身,拉起队伍之后也是仗义疏财,并不扰民。参加中华革命党后,一直追随孙中山,他是真心靠近共产党的,已经多次提出入党,只是我们没有发展而已。”张国焘打断周逸群的话:“现在不要谈他入党不入党的事,既然不是共产党员,叫他负责暴动不可思议!”

恽代英说:“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错误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他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

恽代英并不看张国焘,但话却是冲着他说的:“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张国焘隐约记得会议开始时叶挺好像赞成他的观点,便怀着一线希望,转向叶挺:“你不是也认为暴动不易成功吗?你说说看。”

叶挺是有过和张发奎一同回广东的想法,但听完大家的发言,打消了原先的想法:“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地干下去!”张国焘见已无退路,只好说:“好吧,我少数服从多数,你们决定吧。”

到了第二天上午,与会者接着再议。开会前,受到抵制的张国焘仍存一念,试图以个别谈话来改变决定。他第一个找大炮一样性格的李立三讲:“贺龙领导不合适,应该换成我们自己人。”

“你不要再这样说了,”李立三不得不耐着性子劝他,“贺龙现在是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我们与贺龙也已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

周恩来也补充说:“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

张国焘还在啰唆:“把时间往后推迟一下,把握不更大了?”

“这个事情你不要怀疑了,”周恩来对张国焘说,“获知暴动机密的人,除了中共的重要干部外,还有张曙时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以及贺龙部的重要将领。秘密已经无法保持或者掩盖,甚至有些行动已经来不及停止了。”

这时传来张发奎要来南昌的消息,所以一切都再无讨论的必要,只有三个字:立即干!起义日期开始定在31日晚、张发奎到来之前,后经周恩来与叶挺、贺龙等人商量,起义时间改在8月1日凌晨4时。毛泽东称赞博古“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博古与张闻天都是江苏人,经历相似,相识很早。1926年,他们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张闻天以学识渊博著称,博古以能言善辩出名。张闻天温文尔雅,博古激情四射。也是在那里,1928年夏,他们认识了来开中共六大的张国焘。张国焘是大会的执行主席,博古是大会的翻译,张闻天没有参加六大,在会外做些文件的翻译和复制工作。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立即决定战略大转移去湘西,开始了长征。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提出总结湘江战败之事。张闻天与周恩来主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博古服从多数,同意议题改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17日的会议,博古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与周恩来任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定的负责人等。

2月5日,周恩来找博古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博古立即交出了相关印章,同时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

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陈昌浩分别来找博古,了解遵义会议情况,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合法总书记。但是,博古是非分明,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的大殿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等人。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报告。他着重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认为在川、陕、甘开创革命根据地是比较有利的,因此两大主力会合后,应当继续北进夺取甘南。他在讲话中还强调,为了高度机动大量歼灭敌人,在指挥上的问题是必须集中统一,要把指挥权集中到军委,并且强调这是最高的原则。

接着,张国焘发言。他先介绍了川西北的情况,提出了三个计划,认为“川陕甘计划”没有可靠的后路,而“北进计划”会受到胡宗南的阻击,消灭不了胡的主力,在甘南很难站稳,而且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困难,所以仍主张以西康为后方,南下成都,在川康立足,如果不行再北进不迟。张国焘曾问过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周恩来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我们有10万。”“那我们只有3万。”其实,一方面军这时剩下的人数不到1万。当然,张国焘也无法精确计算,因为毛泽东已把兵力分散到各地去了。四方面军的势力要比一方面军大得多,他认为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一方面军应该听他的指挥。

在彭德怀、林彪发言,表示支持北上后,博古讲了话。他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做出模范,现在川陕甘的计划很好,首先是在甘南,充分做好群众工作,发展游击战争,就会影响到全国的革命形势。现在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夺取松潘,打击胡宗南的军队,这是实现战略方针的枢纽。他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北进计划。最后,周恩来作了结论。张国焘在会议上陷于孤立,不得不暂时接受中央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晚饭后,博古找到张国焘一起交换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意见。博古提出中央在军队的建设中改变了旧军队那种长官与士兵的关系,目前红军官兵之间都是同志关系,这是革命军队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博古直率地提出了四方面军中仍沿用伙夫、马夫等名称,是保留了过去军阀的观念。

张国焘听了十分不耐烦,认为沿用旧称呼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并且以中央没有明确规定来开脱。

博古在谈到部队中的民主作风时,特别提出要防止指挥员打骂战士,并且举出他看到四方面军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一名士兵的例子。张国焘听后十分恼火,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甚至说一方面军也有这种现象。他怀疑博古是来指责四方面军的,两个人谈得很不投机,不欢而散。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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