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第四章：敬老养老【6】

　　六、伯伯没能与爷爷见上最后一面，悲痛欲绝，对七妈大发雷霆

　　事实证明，许多事情都不可以想当然。

　　1976年1月8日伯伯去世后，我尽量多些去西花厅看望七妈，慰藉七妈。5月27日，我下班后没有回家，乘103路电车到府右街，去西花厅看望七妈。

　　这天七妈坐在屋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夹子在沉思。见我进来，伸出双手拉着我，要我靠在自己身边坐下。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地说：“秉德，这是你伯伯的一件遗物。抗战时期，我们在国统区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只好把党的重要文件放在这个小皮夹里。那时工作环境险恶，特务横行，所以这个小皮夹你伯伯一直贴身放着，十几年如一日。进城后，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险箱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做个纪念吧。”

　　七妈从皮夹子里掏出伯伯30多年前写给她的三封亲笔信，一封一封给我解释信的背景和内容：这是你伯伯在莫斯科治疗手臂时写给我的，我听着七妈的追述，在照片右下角记下了“一九三九年于莫斯科”及“76.5.27记”两段字。这两封是转战陕北的途中写的……然后，把那个边已经磨损了的旧皮夹子递给我。

　　我郑重地接过皮夹子，心底想：是的，伯伯的皮夹子里没有一分钱，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无以估价的珍宝。我打开皮夹子，意外地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发黄的照片，不觉脱口而出：“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吗？”

　　我轻轻地抽出来看看背面，发现还有伯伯亲笔写的“爹爹遗像”四个字，现在仍然清晰可见。

　　伯伯为什么曾经天天贴身放着爷爷的照片？我心在颤动，我相信，伯伯的这一举动，一定内含着父子情深的动人故事。我多想更多地了解爷爷和伯伯的感情世界！

伯伯在解放前贴身携带的小黑皮夹，内装机密文件、给我七妈的信件、还有我爷爷的照片

在爷爷的照片背后，伯伯写了“爹爹遗像”四字

　　后来，我找过当时在重庆工作时见过我爷爷的同志，也从许多文献资料中了解了那些往事。

　　原来，跟着伯伯到重庆的爷爷晚年也很孤独：伯伯、七妈总是忙，尤其是伯伯，为处理国共合作中不断出现的摩擦，他夜以继日，成天连睡觉的时间都挤到最少最少；即便是钻防空洞躲敌机，他也要在副官挂起的马灯旁，专注地看文件看电报。常常爷爷就坐在很近的灯影里，伯伯也没时间没心境陪他聊聊家常。当然伯伯也知道爷爷寂寞，他也觉着心里不安。

　　一天上午，爷爷手握一本唐诗，正独自在红岩村的小果园里散步。

　　“周老爷子，你好啊！”招呼爷爷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没像其他人那样打个招呼就匆匆赶着出去办事，而是陪着老人边走边聊。爷爷的两眼有神，满脸春风，真开心极了，闷在肚里的话像开闸的洪水。他与姑娘吟诵唐诗，朗朗上口，说起家常，有滋有味，久违的笑容一直挂在眉梢。时间转眼就到中午，爷爷仍然谈兴不减：“姑娘，真高兴你陪我说一上午话。还没问你尊姓大名？”

　　“我叫张颖，是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这几天身体不好，所以到红岩村来休息两天。临走前周副主席把我叫去说：小张啊，我有件私事想麻烦你一下。我工作忙，没空陪老父亲，他一个人一定很闷，你到红岩村如果身体许可，就帮我多陪陪老爷子。”

　　一听是儿子委托姑娘来的，爷爷立即生出许多感慨：“恩来那么忙，还能想到我，这就不易了。想我这个当父亲的，对他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心觉有愧。他是工作忙不能来看我，我也不会怪他的。当然，你不是外人，我也给你说句实心的话。唉，我这儿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让我喝酒这一条，我难以接受。他说我血压高，怕我一人生活，喝多了摔着，或是下山走迷了路，被特务抓走。儿子真没少劝我，不过他劝一次，我就对他说一次：我也是花甲之年的人了，也没有别的喜好，绍兴酒乡的人嘛，就是好这么口酒，说句难听的，没有这点酒，我这几十年孤身在外漂泊，如何苦熬得下来呢？我伙食差点没关系，不喝酒可不行。等你回到他身边，千万别提喝酒这件事，就帮我带个话，我都好，让他别担心……”

　　1942年6月下旬，伯伯的小肠疝气发作，住在重庆歌乐山医院手术。大家怕爷爷着急，没敢告诉他。7月5日爷爷高烧不止，又住进了另一家医院。七妈去看他，老人反复只问一句话：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起初，七妈没有把爷爷生病的消息告诉伯伯，她6日那天没去看伯伯，一直守在爷爷身边照顾。去医院看伯伯的办事处同志带回了一封伯伯写给七妈的亲笔信：

　　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打破了，因为开刀起19天，应该是7号或11号，再过两三天出院，也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指阴历，阳历就为7月11日）本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过生日总愿当天过，儿子在不在跟前倒是次要问题呢。因此，希望你还是将就他一点罢！

　　接到伯伯的这封信，七妈想到伯伯在医院还惦着我爷爷的生日，而我爷爷的病情恶化得这么快，她决定不再瞒着伯伯。她在爷爷床边写了封信给伯伯，告知爷爷先发冷，继之发热，体温四日未退，医生诊断为疟疾。这里有她照顾，让伯伯放心。

　　谁能料到，十日那天，爷爷永远闭上眼睛之时，七妈又收到一封伯伯的来信。一读他的信，一向十分坚强的七妈也再忍不住呜咽出声。

　　董必武同志接过信，轻轻念道：

　　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好精养。我在这里默祷他的康宁。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如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

　　董老含泪仰天长叹，与大家商量说：恩来对父亲一向很孝敬，他又极重感情，如让他现在知道老人病故，精神受刺激，对养病不利。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暂时不告诉我伯伯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等他出院后再说。老人家的灵柩暂停在红岩沟内，待我伯伯回来再出殡。

　　要瞒住细心的伯伯真不容易，爷爷去世的消息只瞒了三天。当伯伯在医院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三日，顿时惊得脸色苍白，术后虚弱的病体不支，一下跌坐在地上泪如雨下，恸哭不已，决定立即出院。然后，他是在大家的搀扶下回到办事处的，他泪流满面，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悲痛欲绝的心情，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伯伯转而向七妈大发雷霆：“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责问得七妈直掉眼泪，无言以对。这一夜，谁劝也不行，伯伯执意单独坐在灵堂，为父亲守灵，直到东方欲晓，鸡叫天明……

　　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广告栏中有一则伯伯为其父亲去世登载的讣告。全文如下：

讣告

　　显考懋臣公讳劭纲府君，痛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日骤因数日微恙突患心脏衰弱，脾胃涨大急症，经医治无效，延至当晚十一时逝世，享年六十九岁。男恩来适因病割治于中央医院，仅闻先父患症，比于昨（十三日）日遄归，方知已弃养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媳颖超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兹业于今（十四）日清晨安葬于陪都小龙坎之阳，哀此讣告。至一切奠礼赙仪概不敢受。伏乞矜鉴

　　男周恩来、媳邓颖超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于重庆

　　据说，伯伯、七妈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唯一曾为父母去世而登报发布过《讣告》的。后来在2013年初，我还收到了台湾的友人李敖先生来信，并随函附来他自己所存档案资料中当年《新华日报》影印件（见首），信中专门评述伯伯对传统文化造诣之深厚：

　　《周恩来年谱》中只提到“守灵至拂晓”的事，表示周恩来遵守旧道德规范，不知重庆《新华日报》别有《讣告》。从1942.7.15到1942.7.19，共产党党报上头版连登5天《讣告》。《讣告》中“显考”、“讳”、“府君”、“男恩来”、“弃养”、“抱恨终天”、“媳颖超”、“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安葬……之阳”、“哀此讣告”、“伏乞矜鉴”等等，全是对旧道德规范的遵守，一点都不革命党呢。

　　我爷爷的丧事在报上公布后，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要人都致函或到红岩村吊唁。伯伯在拍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时仍不能克制自己悲痛的心情：“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主席立即复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表达了对我伯伯的战友深情和对我爷爷的真情哀悼。

　　读到了伯伯所写的信和电报的内容，听当时在场的童小鹏、张颖详细介绍，我才真正清楚并且体味到，即便做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伯伯也从没改变他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他天天把“爹爹遗像”装在贴身衣袋，一装就是七八年之久，他一定想用这样的行动告诉爷爷：虽然生离死别之时他们父子没有见上最后一面，但没能为爹爹送行的儿子心里是永远想念爹爹的，他对父亲的思念是由衷的。

　　许多外国友人回忆起与伯伯的交往，都难忘他“吃水不忘挖井人”，从不过河拆桥，从不忘老朋友的真诚交友之道。其实在家事上，在为人子侄上，伯伯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对自己的长辈，他永远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把养老送终当成自己天经地义的责任。

　　平时伯伯与我们姐弟的谈话，极少谈到我们的爷爷，只是在1964年8月，他对亲属们讲话时，说过一句：“我对父亲是同情的。”

　　到了1974年5月底，我大弟秉钧到北京出差，抽空去西花厅看望两位老人家。秉钧见到伯伯穿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睡袍，不像平时衣着整齐、忙于公务，而是有空与他坐下来谈天。这时的秉钧哪里知道伯伯已得了不治之症，被医生们要求要有些许的休息，不，只是些许的不那么特别忙而已。使秉钧感到意外的是，在这次谈话中，伯伯竟主动谈了自己对父亲的思念之情：“我对你爷爷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为人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这些话，秉钧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伯伯身患癌症，忙于工作，拖延甚久，不得不住院之前的肺腑之言。

　　上面提到过李敖给我的信，那我们是怎么相识的呢？这说来还真有点意思。

　　2012年，我和妹妹一同到台湾，这是周家在台湾的一位远房亲戚李传洪邀请的。我们就提出了要同李敖见面。李传洪说，李敖这个人轻易不和别人见面，更不轻易跟人吃饭。我说，你就告诉他，我要跟他说他外婆家的事。结果，第二天中午，我们就同李敖一起吃了顿饭。在饭桌上，我就对他说，我妈妈抱过你。

　　“啊？”李敖听了，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然后问道，“怎么回事？”

　　“我妈和你小姨是在哈尔滨时的小学同学，中学也是同学，你妈是老大，你这位小姨很小，生你的时候，我妈和你小姨都是年轻学生，到你妈家里去看你，那时候觉得很新奇，所以就抱了抱你。”我回答。

　　“哎呀—”李敖扭过头去，跟饭桌上的别人说道，“我被‘共匪’的家属抱过，那我是不是也有‘共嫌’啊？”

　　大家听了李敖的调侃，都乐了。我们再一论年龄，原来李敖比我大两岁，他就说：“那你是大妹妹。”

　　后来，李敖的儿子到北大上学，还请了我去给他们社团讲课。我们之间一直都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