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神咖啡馆与周恩来早期旅法革命活动【2】

　　旅欧青年中的无政府主义派在1921年秋成立了“工余社”。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曾经是“工余社”的主要成员，陈延年（化名林木）当过《工余》月刊的编辑。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周恩来认为他们毕竟是要革命的青年，要用中国革命的实际教育和争取他们。1922年，“二陈”被争取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并现身说法，教育争取了其他工余社社员。到1923年末，中共旅欧组织在与无政府主义派的斗争中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旅欧青年中的国家主义派在1923年成立了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他们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于“多数国民无国家之自觉心”，否认和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国家主义派，周恩来先后在《赤光》（1942年2月1日《少年》改名《赤光》,周恩来任主编,李富春、邓小平负责编辑及刻版）上发表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等30多篇文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国家主义派后来堕落到带领法国警察抓捕共产党员的地步，曾琦、李璜回国后还公然与军阀孙传芳相勾结。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1922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了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与此同时，国民党也意识到旅欧华人中聚集了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1922年8月，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派王京歧作为全权代表，赴法国筹备组建国民党驻欧支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与王京歧取得了联系，竭力帮助他开展筹备组建工作。1923年3月10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举行会议，以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以及旅欧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在里昂召开，旅欧共青团员80多人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被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即秘书长，李富春被选为宣传主任），并在执行部部长王京歧回国期间代理其职务，主持工作。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李富春、聂荣臻也积极参与筹建工作。1924年1月17日，国民党巴黎通讯处成立，聂荣臻任处长。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先后在德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建立了支部，朱德担任了国民党德国支部的组织主任。

　　旅欧期间，周恩来一边做工和为媒体撰写文章，一边腾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状况。周恩来同国内媒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1年1月，在伦敦期间，周恩来就频繁深入工厂、矿区和码头，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为天津《益世报》撰写长篇通讯，详述英国一战后的失业状况，评论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1921年2月28日，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到中国驻法使馆前抗议“停发维持费”，遭法国警察毒打和驱散。3月，周恩来撰写了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报道了斗争始末，在《益世报》上发表。1921年6月，周恩来撰写了通讯《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向法国借款并购买军火打内战，寄回国内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

　　旅欧期间，周恩来同法共、德共保持密切联系，同第三国际和俄共（布）的旅法代表亦有较多接触。周恩来亲自联系各方，取得帮助，使中共旅欧组织得以派出数批学生去苏联学习。旅法期间，周恩来还结识了胡志明（时名阮爱国），并从此建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旅欧期间，周恩来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回国后，有些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张伯简、刘伯坚、熊雄、孙炳文、郭隆真等，有些则一直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如朱德、邓小平、李富春、蔡畅、李维汉、李立三、陈毅、聂荣臻等。

　　旅欧尤其是旅法期间的一系列学习、考察与斗争，使得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日臻成熟，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⑴明确地提出了要用社会主义来救中国，并指出信仰区别于迷信，信仰共产主义就要付诸实践。⑵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军阀和列强，新旧军阀均不可靠，革命只能靠“全中国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的联合，全中国的劳动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最可靠主力。⑶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周恩来创造性地指出不是“铁板一块”，而要区别对待，其中间分子同情革命并有可能参加革命。⑷主张建立“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旅欧期间，周恩来公开号召用“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有训练的革命暴动”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组织革命政府”，成就中华民族“独立的伟业”。⑸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即第一步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第二步才是“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周恩来甚至在《赤光》上发表文章预见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将爆发。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国内革命以广东为根据地蓬勃发展，急需大批干部。1924年7月31日，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结束了长达三年半的旅欧生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评价他：“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周恩来旅欧历时三年半，其中至少2/3的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根据仅有的资料推断，在法国期间，周恩来很有可能经常去花神咖啡馆的露天座区演讲或者撰写文章。可以说，花神咖啡馆见证了一代伟人周恩来由一名“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民族主义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位“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的历程。

　　历史记住了周恩来；历史也应记住花神咖啡馆。

　　回国后，笔者怀着兴奋、崇敬的心情，将花神咖啡馆的照片冲洗出来，送给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属。相信，花神咖啡馆因为周恩来的名字，将会为更多的中国人所关注、所向往。

　　（本文原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作者曾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