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殚精竭虑治水患【2】

政务院关于治淮的计划通过了，水利部关于治淮的工作方针也确定了，但在当时国民经济尚在恢复时期，人力、物力、财力都很紧张，其他工作也很紧迫的情况下，要把这项具体工作放在中心位置，并相应改变其他工作计划，调动各方面力量来落实治淮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得到各地党政军组织的支持。9月12日水利部治淮会议结束后，立即用电报把中央的治淮决定下达至安徽、江苏、河南三省，同时要求三省迅速传达到县一级，然后再传达到农村的党支部。中央的治淮决定下达后，在苏、皖、豫三省的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安徽省的民众反响更加强烈。这反映在9月16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写给华东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曾希圣在报告中提到：安徽省民众特别是皖北地区的灾民，积极拥护中央关于治淮的决定，各项治淮的准备工作，正抓紧进行之中，争取早日勘测，早日开工。曾希圣在报告中还提出，为了治淮，中央要向安徽、江苏、河南三省治淮工地紧急调运粮食。

曾希圣的这份报告很快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看完这份报告之后，于9月21日把这份报告批给周恩来，同时在报告上批道：“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周恩来连夜召开治淮会议，亲自主持淮河流域规划工作。他深知制订一条河流的流域规划，必须首先搞清楚该河流的水文情况。周恩来在同工程师们讨论淮河的水文特征时发现，上下游的水文资料相互矛盾。他一面追问原因，一面引导工程师们探讨一个怎样查补的办法。经过反复讨论，终于找到了一个整编水文资料的好办法，把一条河流不完整的水文记录资料整理成比较完整的水文资料系列。周恩来抓紧时间，集中各地的意见，然后对治淮计划进行了修改、充实，再组织专家进行反复研究。1950年10月14日，周恩来主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并于当天发布。在这个决定中，周恩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和“三省共保，三省一齐动手”的团结治淮的原则，解决了治淮事业中蓄洪与泄洪、上游与下游、近期与远期、除害与兴利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

决定做出了，下一步就是落实的问题。为了落实治淮第一仗的打法，周恩来还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苏北行署主任惠浴宇、水利局副局长熊梯云、总工程师王元颐的汇报，并认真做了记录。苏北选准开挖灌溉总渠作为治淮第一仗。对此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当时，正值志愿军入朝作战，财政和物资异常紧张。按当时的国力，解决防灾抗洪解脱人民的痛苦就已勉为其难了，要兴办灌溉水利工程是否早了点？有人提出看法。总理最后拍板说：“苏北人民在战争期间，响应党的号召，上去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出了那么多烈士……我们应该支援他们。”周恩来又对苏北同志说：“今天晚上就批准灌溉总渠，你们要像搞新沂河那样搞好这条河。”随后当即批给大米一亿斤，支持灌溉总渠的兴建。

1950年冬季，治淮工程开始全面实施。在那个缺粮的年代，粮食是最关键的物质条件。而治淮工程大部分是土工，主要是靠投入人力。只要有了粮食，就能动员和组织大批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去，治淮就能顺利进行。因此，可以说，足够的粮食是治淮的关键点。周恩来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在他主持下，政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做出决定，于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万斤，小麦2000万斤。大批粮食的调入，保证了治淮工程按时开工。

治淮工程开始后，周恩来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治淮上，可以说，做到了殚精竭虑。他在一次和水利专家的谈话中说了这样的话：“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

周恩来正是用“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的高标准来治理水患的。他深入到治理淮河工程第一线，对每个细节都认真了解，听工程师们的汇报非常细心，每当发现不一致的地方就再三追问。他还要求工程师们把水文资料加以整编，并且经常过问整编进度。不久，工程师们把水文资料整理出来。一位当年跟随周恩来治水患的同志说：由于水文资料有了整编的成果，就给制订淮河流域的防洪与水资源开发计划打下了基础，当时的淮河流域规划，虽说只是建国初期的治河初步方略，但也堪称大型统一规划。它关系豫、鲁、苏、皖四省的水利工程总体布局。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在以后的若干年内淮河各支流山谷地区都修建了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例如：安徽境内的佛子岭、梅山水库，河南境内的板桥、石漫滩水库，山东沂沭河改道工程等。这些山区的开发工程及后来继续兴建的同类工程，都曾为该流域内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淮河平原规划中，注意充分利用河水发展灌溉事业，如苏北灌溉工程，对于淮河流域农业大发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此后几十年，淮河流域没有再发生大规模水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