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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德国战俘同舟赴法国

徐雁

2020年12月08日13:1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本文系《红色起点——南昌起义全记录》节选,作者:易宇 祥林 徐雁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20年11月7日,一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将要驶离上海港。那时的人们都不知道,它将载运一个后来会名扬世界的乘客去欧洲,他的名字就是周恩来。

  这艘船停泊在黄浦江上各式各样的外国商船、兵舰之中,船尾的法兰西国旗淹没在五花八门的万国旗中,在海风中有气无力地摆动着。在那个时候,从中国开往欧洲的船只比往时多。

  当水手们装好了煤和淡水,升起了火准备起锚出海时,常可以看到一队队穿着除去了军衔的旧军服的德国士兵鱼贯从舷梯走上甲板。这些金发碧眼的条顿武士们默然无语,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和优越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是战败国,根据《巴黎和会》的规定,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被战胜者英、法、美、日等国瓜分;中国虽然也是名义上的战胜国,但德国战前霸占中国的胶州湾并没有归还给中国,而是由日本接收。

  自然,原本在青岛等地养尊处优的德国佬以及被扣中国作为战俘的那些日耳曼武士只能卷铺盖回乡了。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出资租船运送这些德国人返程。

  待这些战俘安置就绪之后,往往从码头的另一侧又打开入口,立时涌进一群穿着各色衣服的乘客。那些深谙经济效益的船长叼着烟袋,捻着红黄相间的浓密胡须,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有些踉踉跄跄的乘客,眯起眼睛,露出一丝笑意。他们顺便运一些并非战俘的旅客到欧洲去,又可以多赚一笔钱。空着的舱位总不能自白地浪费,有钱不赚就连上帝也不会原谅。此次从上海启航的“波尔多斯”号是一艘具有十层舱位的两万吨级巨型邮轮,从上海港到法国南部的马赛港,需要用36天的行程。

  周恩来坐在船头的甲板上,沐浴着海风。他的舱位是在邮轮最底层的大统舱内,同行的人因经受不住海浪的起伏颠簸,早早地回去休息了。

  算起来,周恩来还是天津南开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南开大学原本是南开学校的大学部,在1919年暑假开学后改名为南开大学的,而周恩来恰巧在这个学部的文科学习。

  但此刻他已经不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了。因为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他曾被捕入狱,按当时南开大学学籍的管理规定,他已失去南开学籍。学校的创办人严修为失去这样一位资质俱佳的弟子感到惋惜,便出资500元送周恩来出洋留学,希望他日后有所成就。

  周恩来生于南北水陆交通的要冲——江苏淮安,淮安古时曾出过项羽、韩信,是人杰地灵之所。周恩来幼名大鸾,从小过继给叔父,为生母万氏、嗣母陈氏和乳母江氏所共同养育长大,故有“三母育大鸾”之说。

  周恩来此次并非是第一次出洋,他以前曾被官派到日本留学,逐渐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和河上肇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

  周恩来到了法国,但并没有在法国长久停留,而是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考察了英国的工人运动;他打算到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上学,但在英国生活费比法国贵得多,所以他又回到了法国。在巴黎,经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的北京大学哲学讲师张申府及其妻子刘清扬的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

  法国一时成了中国进步青年聚集的中心。

  巴黎以南的卢瓦雷省有个叫蒙达尼的小镇,镇上有座蒙达尼公学和蒙达尼女校。这里有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向警予、蔡畅等140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

  由于德国生活费比法国更低廉,1922年3月,周恩来移居德国。在西欧,他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于当年发表了《评胡适的(努力))一文,就当时国内的局势提出:“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极坚强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应该说,早期赴国外探求革命真理的先驱者主要关心的是政治,留意于军事的人很少。像周恩来这样注重军事并有意于在中国建立新式军队者,更是凤毛麟角。而且周恩来又是一个典型的实干家,不像一些抽象地研究理论的人那样空论。

  历史的选择,就这样决定了周恩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最初奠基者。

  想以革命军来打倒军阀,这是因为中国近代的政治是典型的军阀政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和随之成立中华民国后,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一派持续混战的局面,国事日非。人民生活比清政府统治时更苦。打倒了一个姓爱新觉罗的满族皇帝,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无数个割据一方的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即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

  近代中国的军阀政治,始自曾国藩。太平天国农民造反,天下大乱,清王朝的经制军队即“吃皇粮”的八旗和绿林兵腐朽不堪战。在此情况下,满清统治者只好“放权”,让地方豪绅自己兴办团练,进而建立自筹薪饷的军队。于是曾国藩创建湘军,李鸿章创建淮军,左宗棠建立左系湘军……这些私人军队虽然把“长毛乱党”镇压了下去,可是清,政府却自此也被架空,国家的军事大权落到军阀们手中。这些手握兵权的大员还不同于古代那些权臣,背后有外国势力的支持,皇族们轻易动他们不得。曾、左、李相继病死后,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却仍手握重兵,尤其是那个袁世凯控制由淮军发展演变成的“北洋六镇”雄兵,是全国最大的军事实力派。“镇”是清王朝仿照西洋人的新式练兵法和日本的“师团”而编成的单位,相当于现在军队的“师”。清末在全国准备编练新军36镇,每镇下设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然而清王朝到了末年,已是百孔千疮,腐败透顶,岂是编练几镇新军可以支撑的?物必自腐,而后虫蛀之。

  清皇室直到倒台的时候,新军也只练成14镇,兵力约20万人。花费了无数国币帑银练成的14镇新军,不仅没能支撑住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反倒成了军阀们拥兵自重的资本。在这些新军中位于北京附近的有6镇,称为“北洋六镇”,乃是拱卫京师的精兵,可称是操居中驭外之势。清朝末代皇帝溥仪3岁登基时,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就看出袁世凯兵权太重且居心叵测,想杀之而夺其军。然而朝中大臣皆言如此必起兵变,而且驻京使馆的洋大人又出面干涉,结果保住袁世凯一命。此后袁世凯虽被赶回河南老家,却仍然遥控其6镇军队。

  辛亥革命以1911年10月10目的武昌起义而爆发后,清政府指挥不动北洋军,只好再请袁世凯出山。而袁某人却以这“北洋六镇”精兵为筹码,内逼清帝逊位,外迫孙中山交权。孙中山在取得袁世凯建立共和的允诺之后,遂辞去临时总统而让权。

  袁世凯窃得国家权柄之后,食言而肥,欲登基自立为帝,建中华帝国,定国号为洪宪,惹得普天之下人神共愤。1916年末,蔡锷、孙中山起而护国,南方数省宣布自治,继而起兵伐之。袁世凯众叛亲离,羞忿交加,一病不起,不足百臼便在国人的唾骂声中呜呼哀哉了。

  袁世凯虽已身殁,北洋军阀势力仍在,分化成直、皖、奉等派系,都割据几省地盘,各路军阀还连年混战。老百姓本指望止戈为文,化剑铸犁,过几天太平日子,谁料想赤县神州依旧是白骨露于野,民不聊生。

  国家积弱不振,有识之士纷纷挽袂而起,遍求强国救民之道,以期挽解黎民于倒悬之苦。

  孙中山虽然一再起兵,讨袁、护法、北伐,依靠的却是西南军阀。这些粤、滇、桂、湘各省的军阀都以拥孙为讨得薪饷的手段,全无一点革命色彩。孙中山能从海外华侨那里募得款子,一些武人还能表面效忠,一旦北洋军阀以更多的钱收买,马上就会发生叛乱或兵变。1922年孙中山最信任的陈炯明率粤军叛乱并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就证明依靠军阀的道路根本走不通。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许多探求解救民族危亡道路的志士仁人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在本世纪初,绝大多数出国求学的人东渡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就分别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和帝国大学,在那里他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其传回中国。

  自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并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强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后,中国人反日情绪高涨,留学日本的风潮减退,留学法国叉成风潮。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战场上的参战诸国青壮男丁大多应征入伍,在战争中后期开始的堑壕战又成了不折不扣的“绞肉机”,一次大的战役下来,双方伤亡数万乃至数十万士兵成了寻常之事,这便使人力资源原本就匮乏的欧洲诸国如雪上加霜。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参加了协约国对德宣战,欧洲列强原本并不以为意。因为从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时期起,列强的潜意识中就形成中国军队战斗力太弱的印象,况且中国距离欧洲主战场又远,对战局起不了多大的影响。

  北洋政府没有派军队远征欧洲,只是象征性地派一些华工去欧洲的协约国,帮助其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中国士兵虽然孱弱,中国劳工却以价格低廉和善于吃苦耐劳而令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刮目相看。

  缺乏精壮劳力的国家中,又以法国为甚,战争中的一些重大战役,多是发生在法国境内,故此一方面战争破坏较为严重,另一方面人员伤亡也较诸国为多。至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华工以受法国政府雇佣者为多,也最为著名。

  于是,吴稚晖、李石曾、吴玉章、蔡元培等人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运动,号召中国青年学生到法国去,以半工半读的方法,既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技术,又比较容易得到法国政府的认同。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以后成为维护蒋介石专制统治的一条乱咬人的疯狗,被冯玉祥以诸葛亮骂王朗的语气称为“苍鬓老贼,皓首匹夫”,不过他在促进旅法勤工俭学这一点上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旅法勤工俭学的号召,与当时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希望借鉴西方“民主科学”以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的强烈愿望不谋而合,因此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一时间成了一种风气,成了中国先进青年寻求真理的一条道路。

  周恩来和其他许多有志的革命青年,恰恰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选择了赴法国之路。不仅22岁的周恩来此时如此,毛泽东当时最好的朋友蔡和森也去了法国,聂荣臻、陈毅、邓小平、李维汉等也到了那里。宣布与蔡和森不要传统的婚姻形式而结为“向蔡同盟”关系的向警予作为一个思想解放的女性,也去了法国。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的老师徐特立,此时虽然年已43岁,也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之路,成为当时年纪最大的留学生。

  这时在长沙任小学主事的毛泽东,也积极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事务,亲自向章士钊等人募捐,并亲自送一批湖南的赴法生去上海登船。可是毛泽东本人却没有走,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要进一步搞清中国的事情。

  后来有人遗憾,说如果毛泽东去一次西欧,增长一些现代科技和社会管理知识,可能建国以后的情况就大不相同。然而,正由于是根植于中国大地,才有了后来的毛泽东。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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