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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972年的整顿

王冠中

2019年12月05日15:4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如果说正义的“二月抗争”,是老一辈革命家以针锋相对的斗争方式,来坚持真理的话,那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整顿,则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局部纠错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抵制与抗争。


◎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领导开展批判极左思潮,调整国民经济,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图为1971年10月周恩来在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视察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为了彻底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遗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批林整风”运动。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高级干部通告了林彪叛国事件。10月3日,党中央又决定撤销林彪一伙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负责的军委办公会议,同时成立了由周恩来等组成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问题。从12月开始,中央陆续下发了由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三批材料,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有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认识。在“批林整风”运动过程中,林彪集团的许多罪行得以暴露和批判,一些相关的人和事也得到了清查,在部分地区和军队内,也作出了一些人事上的变动。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运动很快突破了原先“批林整风”所规定的范围,开始触及到“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这是党内外健康力量对极左势力的进一步抵制和抗争。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反思,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和一些“左”的错误做法也表示出不满,尤其是在党的干部政策问题上,一度开始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周恩来抓住这一时机,开始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工作。1972年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了一篇论述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并亲自审阅,于4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题予以刊发。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这篇社论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的工作。


◎《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组织人事方面,除了为陈毅恢复名誉外,还恢复了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8月3日的来信上作出批示,一方面认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另一方面又认为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大批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恢复了名誉,并被重新安排到领导岗位,如陈云等人,都解除了审查或改善了生活待遇。在地方上,许多领导机关也抓住机遇,自觉地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与“批林整风”运动结合起来,使得一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领导干部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专家学者,也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
  “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不仅冲击了政治、文化领域,而且对经济、科技、教育、卫生等领域,都带来了危害。在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这次整顿中,不仅从政治上、组织上清算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而且整顿了经济秩序,开始在科技、文教和卫生等领域落实党的政策。
  在经济领域,周恩来为扭转经济混乱的局面作出了极大努力。在1972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将批判极左思潮与恢复经济秩序相结合,指示国务院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强调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的政策,反对经济领域的无政府主义。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国家计委还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该文件从纠正生产建设方面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出发,规定了十条维护经济秩序的纪律。在周恩来的努力下,1972年开始,全国许多企业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和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同时,在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农村经济工作方面,1972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文章,强调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纠正农村经济工作中的一些“左”的错误。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对农村劳动分配中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和单一经营的模式,提出了改进措施。
  在整顿经济秩序的同时,周恩来还知难而上,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进行了整顿,批判了这些领域存在的“左”的错误。在科教方面,1972年7月2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听取了杨振宁对我国科学教育领域的意见。同月14日,周恩来对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说,要认真清理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办好综合大学的理科。10月6日,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成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击中了江青等人在教育、科技领域鼓吹极左思潮的要害,对广大知识分子起到了鼓舞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小学教育中也批判了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做法。在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周恩来也亲自领导了肃清极左思潮的斗争。1972年初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要求在审查清理图书的基础上,出版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创作的作品,并出版一批中国古籍和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繁荣了文化事业。对卫生、体育领域存在的“不搞业务,不抓训练”的做法,在整顿过程中也得到了局部纠正。
  极左思潮是“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的集中体现,而无政府主义则是造反派一系列破坏社会秩序和蔑视法纪行为的生动概括。林彪、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规章制度无用论”,强调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叫嚣要“砸烂一切”,造成了动乱的局面。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社根据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组织发表了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署名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造反有理”等谬论,进行了理论上的揭露和批判,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左”的理论基础。这些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始从理论上反思“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错误。
  周恩来领导的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切中时弊,抓住了要害,是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当头棒喝。这种纠“左”的力度,显然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容许的范围,更是遭到了煽动极左思潮的“四人帮”的极力反对。在《人民日报》10月14日三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张春桥、姚文元便迫不及待地指使人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工人座谈会”,假借上海工人的名义,攻击这些文章为“大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的“修正主义”和“右倾回潮”,给周恩来领导的整顿工作扣上了“复辟”的帽子。毛泽东此时也明确指出:林彪是“极右”,是修正主义。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周恩来要求批极左思潮的意见和主张。1973年元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在《新年献词》中,强调“批林整风”运动的重点是要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由此中断了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党内“左”倾错误得以继续。
  1972年的整顿,是周恩来在毛泽东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同“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开展的力所能及的斗争。在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这次斗争虽然也被迫中断,但它是党内外健康力量在当时条件下与“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进行的又一次较量,是老一辈革命家在“二月抗争”中维护正义、坚持真理精神的继续。

(责编:张鑫、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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