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越抗美的重要决策者和组织者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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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越抗美军事行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继抗美援朝之后,又一次保家卫国、援助邻国反抗美国侵略的重大军事行动。在这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周恩来殚精竭虑，为战争的胜利倾注了大量心血，建立了不朽功勋。

　　作为毛泽东的工作副手，周恩来是援越抗美斗争的重要决策者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辅助毛泽东几乎参加了中国援越抗美所有重大政治、军事、外交决策。在这些决策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所有程序性的、具体的决策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为主作出的。1964年8月，美国悍然制造“北部湾事件”，将战火烧到越南北方，对中国南部边疆构成极大威胁。8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出《关于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越南的示威活动指示》，并指示有关方面：“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命令昆明和广东军区的空军和海军进入备战状态，并向中越边界地区派遣4个空军师和1个高炮师。在中央多次研究越南局势的会议上，周恩来明确表态：不管有多困难，对越南的援助要继续坚持。1965年3月，周恩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时，提出“必须从应付战争出发，立足于打仗，抢时间，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首先是国防建设”。1965 年 2 月，美国加速扩大侵略越南战争后，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请求我国给予支援。周恩来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同越南人民和越南人民军一起，抗击美国空军的袭击，帮助越南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从此，中国向越南派出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船运等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机场、通讯设施、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1968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安排下，中国政府签订并执行了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的10个协议。从1969年至1972年的4年间，中国政府又签订并执行了30多个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的经济、军事协议。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决策下作出的。

　　中共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后，周恩来是主要组织者

　　为统一和加强对越南援助工作的领导,1965年5月，中共中央援越领导小组成立,由罗瑞卿任组长,成员包括李先念、薄一波、刘晓、方毅、杨成武、李强。中央援越领导小组下辖“支持越南工作小组”,由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物资部，外贸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对外经委，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总参作战部、军务部、装备部、军交部、通信部、情报部等21个单位有关负责人组成，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各项支援工作。周恩来虽然不属于“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却是“七人领导小组”及“支持越南工作小组”实际上的总负责人，参与整个援越抗美全过程的领导、组织、落实工作。

　　比如，周恩来亲自组织、指导援越友谊路的修建工作，要求入越工程兵部队要全心全意为援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解放战争服务。1972年5月9日深夜,周恩来紧急召见有关海军领导人布置关于帮助越南扫雷的重大任务，要求南海舰队组成“水雷调查工作队”火速赴越；组织调度遍及全国19个省市、131个工厂提供了扫雷器材和配件，调集了各型扫雷艇12艘、保障艇4艘,人员318名,到1973年2月5日，海防港航道终于正式通航。整个援越抗美过程中，周恩来还先后会见越南领导人以及来自越南南方、北方代表，战斗英雄达200多次，询问有关抗美斗争的情况，了解越方存在的困难，组织调度各项帮助。

　　作为掌管中国外交的领导人，周恩来是中国援越抗美的政策阐释者

　　自始至终，周恩来通过外交声明、会谈、接见领导人等一系列方式，明确提出中国的立场，详细介绍中国的政策，对于让美国和全世界全面了解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1965年初，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明白无误地向美国政府传递了系列警示性信息，要求美国不得将战争无限制升级。3月29日，正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访问的周恩来，在公开讲话中，强烈谴责美国扩大南越战争，连续轰炸越南北方，重申中国决心给越南人民一切必要的物质援助，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4月2日，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周恩来要求巴总统阿尤布?汗在当月访问华盛顿时转达中方的四条意见。这样，周恩来把中国方面在越南战争升级问题上的立场和所能容忍的限度，明白无误地向美国方面提了出来，也是中国政府向美国当局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时再次重申这四句话，并旗帜鲜明地指出：美国“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地上去吗？”周恩来向美国当局发出的明确的严重警告，引起了当时约翰逊政府的极大恐慌和重视。正如美国最负盛名的越南战争史专家赫林所言，1965年夏，“当约翰逊总统和他的文职顾问们”作出越战升级的决定时，“使他们持续感到担心的，便是对于越南北方的直接与全面进攻可能导致中国的干涉”。

　　后来，周恩来还通过媒体反复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要想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美国就必须从外国,首先是从印度支那三国,撤走其一切武装力量,让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二、中美会谈的内容都是涉及两国间的问题，而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三、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制度不同，政策上也有原则分歧，要实际解决问题是困难的；四、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最后胜利；五、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是属于印度支那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预；六、越南问题必须由越南代表同美国直接谈判加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出卖任何原则，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做买卖。

　　在这样一场涉及多国多方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周恩来是一个成功的协调者

　　在越南扩大战争的政策失败之后，美国政府想从越南战争中体面地脱身。这样，美国从越南撤军，结束越南战争就有了可能性。这一时期，中国与苏联交恶，苏联和美国争霸，这为结束越南战争，实现中美和解创造了条件。在结束越南战争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主要的参与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协调作用。而中国方面成功进行斡旋协调的领导者，主要就是周恩来。1971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士萍时，就和谈问题语重心长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中美会谈已进行16年了，没有人提反对意见，为了推动越美巴黎会谈，我们曾主动中断中美会谈一年半。基辛格前不久访华是送上门来的，跟他谈谈为什么不可以呢？赫鲁晓夫去美国戴维营谈判，柯西金去葛拉斯堡罗谈判，你们去巴黎同美国谈判，我周恩来没有去华盛顿，是他们来中国的，为什么不可以在北京同美国谈判呢？我们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更不会出卖朋友。基辛格刚离开中国，我就去河内向你们领导人通报，把谈判内容告诉兄弟党，等于把心都掏出来了。是打，是谈，这是你们的权利，我们只想方设法帮助你们，要求美国尽快撤军。”周恩来的一番肺腑之言，使越南方面认识到，和谈只是手段，促使美国尽早结束越南战争才是根本。早在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在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交换意见过程中，他强调要帮助美国“从越南找到一个出路”，周恩来严正表示：希望苏联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不要拿越南问题去同美国做交易。柯西金表示同意中国的意见，声称苏联领导“不会拿这个问题去同别人做买卖”。1970年4月24日—25日，印度支那三国四方（越南有南北双方）最高级会谈在中国召开。周恩来专门从北京赶到会议所在地协调各方立场，热烈庆贺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圆满成功。

　　1971年7月9日—11日，基辛格秘密来到北京时，为了使中国方面为越南和平谈判的成功向越南方面做工作，他对周恩来说：“让我一个来自太平洋另一边和只曾经见过黎德寿5次、见过春水9次的人谈点个人印象。我同意越南人是英雄的人民。越南人民只想战斗的单纯思想可能使他们见不到和平前景。如果他们的某些朋友能帮助他们看到这样的前景以使他们懂得某些政治进化是必须的，那么我们就能很快地结束战争。”周恩来则非常巧妙地对基辛格说：“你已经与他们会谈这么多次了，而我只是第一次与你会晤。”这样，他既明确表示只要战争打下去中国就要继续支持越南，又出于策略上考虑表现出某种协调和灵活。

　　1972年7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与越南领导人黎德寿会谈时，针对越南方面坚持否认南越阮文绍政府的合法性，并且以废黜阮文绍本人为停战前提的谈判原则，提出了一个变通建议。周恩来说：“我们确实认为阮文绍是美国的傀儡，但是我们可以让他参加由三方组成的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将商讨美军撤出之后遵守协议和控制局势的基本原则。美国在看到阮文绍将在该政府中分享权利后，就比较容易接受政治解决。”最终，越南方面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于1972年9月11日在巴黎和会上公开提出建立一个包括阮文绍在内的三方联合政府的方案。可见，由于周恩来在越、美之间的成功斡旋，对尽早结束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