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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故居修复时的见闻

秦九凤

2019年01月09日07:58    来源:淮安区报

 

  修复后的周恩来故居

  1982年游客在周恩来故居前留影

  34年后(2016年)再次留影

  周恩来故居是1977年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由江苏省委决定修复的,经淮安人民两年多的努力和奋斗,1979年3月5日周恩来诞辰81周年那天正式对外开放。那年,我正在县委宣传部报道组“打工”。如今,回忆那段峥嵘的岁月,有许多令人感慨的故事,有的还足以让人终生难忘。

  亲历贵州青年对周恩来深深的爱

  我们报道组的工作除了写新闻之外还有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访客。我记得1979年的元旦刚过,宣传部就接待了来自贵州安顺的一位小伙子。他原来是在北京军区服役的军人。他在服役期间,曾利用节假日去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参加义务劳动,1978年退伍后回到老家。可是当他一听说淮安正在修复周总理故居时,立即舟车辗转地来到数千里之外的淮安,并径直去了驸马巷修复周恩来故居的工地,要求参加义务劳动。施工方认为天寒地冻的,加之工期很紧就婉然谢绝了他。哪知这位退伍军人脾气很倔,坚决不走,一屁股坐在故居大门外,对施工人员的进出都有一定影响。周恩来故居当时已明确归县委宣传部管,所以,到任不久的故居副主任(一开始无正主任)王树荣同志就打电话汇报县委宣传部,时任常务副部长尹金鹤同志就派我前去做动员说服工作。

  我来到故居大门口,首先感谢他千里迢迢地来到淮安表达他对人民的好总理的一片爱心。然后动员他回去,不要影响工地的正常施工。谁知他根本听不进去,说:“我已参加过建毛主席纪念堂的义务劳动,就一定也要参加建周总理故居的义务劳动。今天除非你们派警察来把我抓走。”对这样一位无比热爱周恩来的人我们怎么能让警察来抓他呢?我们同意他进入施工现场,给工人们搬砖头,但只限于一个上午。

  那位小伙子倒也通情达理,搬到11点多钟要离开工地的时候,又向笔者提出,能否让他带走院内大榆树的两片落叶回去做个纪念。我连忙满足他的要求,目的是希望他早点离开。当他握着我的手告别时,我问他:“小伙子,您叫什么名字?”他眨巴着眼睛高声说:“一个热爱周总理的共青团员!”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热爱周总理的共青团员”,如今您在哪里,一切都好吗?

  听刘秉衡讲周恩来的故事

  在周恩来故居修复的日子里,我还有幸在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听刘秉衡同志讲有关周恩来的故事。刘秉衡同志是在1960年春天见过周恩来的淮安县委领导人。

  “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有关周恩来的话题还自然处于保密范围。许多有关他的故事不仅社会上不让知道,刘老讲述时,即便宣传部的同志,也只有少数人被允许听。

  刘秉衡回忆,他听周总理说:小时一次和生母万氏,小婶母陈氏一起坐小木船去清江浦外婆家去。周恩来当时才四五岁,上小木船时还是船老大把他抱上船的。那天虽然逆流上水,但刮着东南风,那是从淮安去清江浦的木帆船最好的风向。就在船老大用竹篙点岸即将扬帆起航时,突然岸上传来“大鸾!大鸾”的急切叫声。周恩来他们抬头一看,原来是乳母蒋妈妈迈着一双小脚高一脚、低一脚地正往岸边赶。“我也要和你们去清江浦。”蒋妈妈边走边说。

  万氏妈妈只好请船工把船再靠岸。待蒋妈妈气喘吁吁地走到近前时,万妈妈对她说:“上船吧。”这时,蒋妈妈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回答说:“我晕船,不敢坐船。”万妈妈愣了一下,忙从衣兜里掏出一些零碎的时钱和铜板递给蒋妈妈:“那你叫一辆黄包车去吧。”“谢谢七奶奶。”随着蒋妈妈的这一声回话,她迈着小脚又艰难地向岸上爬去。

  然而,不知是蒋妈妈没叫到黄包车还是她舍不得花掉万妈妈给她的钱,她竟没坐车,而是在里(运)河堆堤上步行。她虽是小脚,但走得很快,几乎和上水逆流、靠风帆前行的小木船速度差不多。

  周恩来还对刘秉衡说,船行至运河东岸枚里街一段时,因为要拐个大弯子,蒋妈妈走在岸上的身影有时会被岸边的芦苇、蒿草和树木等遮挡,使坐在船上的周恩来看不到蒋妈妈。他便急得哭了起来,还连声喊:“蒋妈妈呢,我看不到蒋妈妈了。”直到船行到河下,里运河的弯子没了,周恩来才又见到在岸上奔走的蒋妈妈。他也为此破涕而笑。这是一个幼年周恩来热爱蒋妈妈的感人故事。

  40年过去了,刘秉衡讲这个故事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恍若昨天。那也是我第一次听有关周恩来的故事。

  听邢熙坤讲“三母并提”的由来

  在周恩来研究界和在我们淮安,有许多人都知道周恩来有三个伟大的母亲,即生母万氏,嗣母陈氏和乳母蒋江氏,因为乳母的丈夫姓蒋,周恩来叫她蒋妈妈。周恩来故居就是按“三个妈妈”这一思路布展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到周恩来纪念馆工作后,不断听到对“三母并提”的不同声音。这种声音在周家亲属和中央文献研究室都有,而且不同的看法之间还很激烈地对立。原因是,从幼年到童年哺育、关心周恩来成长的就女性长辈而言,也不止这三位母亲,因为值得一提的还有周恩来的五伯母(又是他的嫡亲十三姨母)、八婶母杨氏和他的干妈、龚荫荪的妻子蔡氏。1992年笔者曾写作了《五位母亲献爱心》(五伯母未写)的文章,《扬子晚报》刊用后曾被国内报刊广泛转载,连新加坡的《南华早报》都转载了。那么这“三母育鸾”“三母并提”最初是怎么来的呢?

  那是1979年春季的一天,《周总理与故乡》写作组成员邢熙坤同志在我们报道组专门汇报这本书的组稿情况。当时《周总理与故乡》写作组的五位笔杆子分别是县委宣传部理论组副组长张人权(无正组长),县委报道组成员、江苏省社科联下放干部邢熙坤,淮安师范老师卢再彬,县文化馆工作人员朱国瑾和淮安棉纺厂办公室主任杨大生。当时他们还都没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宣传部领导就指派周恩来故居副主任狄仁康(排王树荣后边)当组长,讨论书稿时又请周恩来故居文物资料征集组组长、淮安县体委主任刘干荣参加。在讨论周恩来小时成长的那段书稿时,快人快语的刘干荣说,生母万氏给了周总理开朗的性格以及处事干练的影响;嗣母陈氏给了周总理的是好学上进、忍辱负重的美好品德的影响,乳母蒋江氏给了周总理以热爱劳动人民朴素感情的影响。这样三个妈妈从不同的角度给了伟人全方位的影响。周恩来的精神品德也就十分全面了。

  刘干荣的提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三个妈妈”不仅作为一个章节写进了《周总理与故乡》一书,也就一下传到了社会上,一直到今天。

  听朱珠、王士义讲周恩来的故事

  在周恩来故居修复的那段日子里,当时的淮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县政协主席朱珠和县政协常务副主席王士义有一天到我们报道组了解情况。因为那时周恩来才逝世两三年,人们都还沉浸在对他的无限思念当中,加之他的故居正在县委主持下修复,因此人们一谈就把话题引到了他的身上。

  当时,朱珠说万氏妈妈中彩后把驸马巷从故居大门口到镇淮楼西路(原响铺街)的一段路铺成砖头路的善举;王士义讲了周恩来小时候在东岳庙龚家过生日时他小表姐送他金鱼风筝,然后他们到东门一带城墙上放风筝的故事。笔者根据王士义的讲述,写了一篇小稿《送“金鱼”——周总理少年时候的故事》,后来被刊登在上海市《少年报》1979年3月7日的头版,还配了插图。这篇只有300来字的小稿,却是我们淮安人最早宣传周恩来的稿件。40多年过去了,笔者至今还收着这份报纸的用稿剪报。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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