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报纸宣传思想

《晋绥日报》关于反“客里空”的报道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

　　“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这些话语，出自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晋绥解放区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所作的重要谈话。这次关于新闻宣传的谈话，是与当时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了报纸的作用与使命，有的放矢地对新闻宣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指正，并提出了改进报道的策略和正确的宣传方式。

　　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由此，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全面展开。但在土改运动初期，实际工作中曾出现对土改的激烈性、重要性关注不足的情况，而此时的报纸宣传也呈现出右倾的态势。对此，晋绥分局领导下的《晋绥日报》首先予以纠正，并以苏联话剧中惯于捏造事实的战地记者客里空为反面典型，发起了反对新闻报道捕风捉影、凭空臆造、不忠于人民的反“客里空”运动。

　　但是，在反“客里空”运动的过程中，却又出现了“左”的倾向。1948年春，中央作出指示，在解放区的新闻机构内部再开展一次“左”倾作风的检查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转战晋绥时，对《晋绥日报》的报道成绩和问题与编辑人员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强调了办报的任务与重要性，指出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对于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从而团结在党的领导下。

　　“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办报理念，诠释了列宁所说的“党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涵义。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办报这种新闻宣传活动是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对于报刊的教育、组织和指导作用要高度重视。比如，初到陕北，毛泽东就指出，党要实现“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在全国公开的党报及发行网”。1944年3月，他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1948年10月，刘少奇在西柏坡对华北记者团谈话时说，“报纸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如果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即使是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也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

　　务使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毛泽东在发刊词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这一论断，阐明了党的使命与党报使命的一致性，党报就是要准确地宣传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及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教育人民群众、指导革命工作的武器。

　　新闻界有句影响至深的名言：“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面对“党的使命就是报纸的使命”的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时刻保持政治敏锐性。可以说，这两个论断，提出了报纸宣传工作的一个原则——讲党性。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整风运动”酝酿的标志性事件，但当时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竟只字未提。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这是“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对于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和活动，《解放日报》仅在第二天于第三栏右下角发了一条简讯，作为一般新闻简单处理。此外，对中共“减租减息”这一重大方针政策，《解放日报》只将其登于第四版，且没有大力宣传解释这一政策的现实意义。

　　针对《解放日报》存在的“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武器”的问题，中央指出“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只有“贯彻着坚强的党性”“密切地与群众联系”，才能“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在党的指导下，《解放日报》进行了重大调整，不仅增强了党性，而且出现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报道，增强了群众性。群众从“教育的对象”转变为“反映的对象”和“朋友”。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体现了“政治家办报”的根本要求。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要求全党勤俭建国。但是报纸上却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这些内容，宣传得不够。毛泽东及时纠正了这一宣传误区，强调以后的宣传重点要放到宣传勤俭建国、提倡艰苦朴素上来。此后，报纸正确地解读党的方针政策，使其深入到广大群众心中，保障了生产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不止毛泽东，刘少奇也提出“党报必须宣传中央的决议和政策”，认为“我们全党只能有一个方针、一条路线，而不能有几个方针、几条路线”“只能有一种态度、一种意见，而不应有几种态度、几种意见”。周恩来则强调，新闻媒体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视其为党报的根本属性之一。1949年春，九三学社发表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但新华社北京分社却没有报道。周恩来对此提出，新华社是党的通讯社，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个根本性质。

　　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中心工作不同，宣传工作也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报纸宣传的党性原则，既保证了党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对各级新闻单位的领导，在分散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党的建设；也引导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

　　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报纸宣传工作的重要准则，更是报纸获得群众信任的重要方法。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的“发刊理由”中，就用了四个“请看事实”来回击反动派的污蔑。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坚持真实、忠于事实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一贯主张和根本要求，“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

　　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中央领导人曾在不同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1931年，毛泽东指出：《时事简报》“文字和材料都要有鼓动性的”，但是“严禁扯谎”。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指出：“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张闻天也曾担任过党的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他提出，“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真实性上加以什么粉饰”。

　　刘少奇说得更明白：“新闻第一要真实。”他在对华北记者团谈话时说：“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性的还是这个问题。有了这一条，就有信用了。有信用，报纸就有人看了。”

　　真实，是报纸的生命。真实的信息从哪里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党的领导者和新闻工作者要想获得真实信息，作出科学决策，就必须深入基层，“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毛泽东就经常教育领导干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搞些调查研究。在战争年代，他做的湖南五县调查、福建上杭才溪乡调查、江西兴国长冈乡调查以及寻乌调查等，为我们提供了做好调研的范例。1958年1月15日，毛泽东与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再次指出，“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下去又做工作，又当记者。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

　　刘少奇把记者看作是“专门的调查研究人员”。他在对华北记者团谈话时，鼓励记者深入实际考察党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他说：“你们根据许多材料，证明政策需要修改，就提出来，这是好的。”

　　周恩来则以自己的实际经历，告诉新闻工作者，采访要“溯其根源，求其真相，判其出路”。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亲自为《益世报》写稿，强调要想保证新闻的真实性，记者必须深入新闻现场，亲临其境，最好“住上些日子”。在领导《新华日报》期间，他向记者建议，要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得到真实的新闻，就必须深入实际，接近底层群众，“实在没有线索，不妨到茶馆里去坐坐，听听群众在谈些什么，想些什么”。

　　多登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

　　报纸的受众面是广大群众，如何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化为群众可以接受的语言，成为“真正群众的读物”？那就是，好的文风。

　　1940年2月，在为《中国工人》写发刊词时，毛泽东谆谆寄语：“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痛斥“党八股”的种种恶劣表现，指出“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取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历数的“党八股”罪状，在当时的党报文风里有所反映。比如在新闻报道中，还有一些文字晦涩难懂。当时的陕甘宁边区23县近200万人口中，文盲占总人口的98%。以这种文化水平去阅读诸如“赫尔国务卿政躬违和，迄今未愈，虽已销假视事”之类的词句，群众普遍反映难以理解。对此，毛泽东认为“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要建立“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如何解决新闻宣传中的“党八股”问题呢？对此，张闻天认为：在信息反馈上，要了解宣传对象；在宣传内容上，要具体明了；在宣传形式上，要灵活多样。总之，“必须时时、处处以群众为中心”。周恩来则提出，新闻宣传要适合读者的口味，选择他们易于接受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宣传；新闻宣传要有针对性，文风要具体生动。刘少奇则指出，记者在新闻报道中要注意读者的阅读兴趣，强调写稿子要考虑读者对象，有的放矢，这样才能达到传播效果。

　　反对“党八股”，是党在报纸宣传工作中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宣传工作不能无的放矢，要与群众相结合，就必须说群众听得懂的话。“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新闻工作者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报纸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因此，做宣传工作的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群众结合，要与群众有共同语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70年前，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所作的这次讲话，阐明了党领导下的报纸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同大众见面。报纸与群众对接得怎么样，影响着党在各个时期政策执行的情况。讲党性，是对报纸工作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搞调研，成为新闻工作者具体的办报方法；重文风，则在新闻报道的文字形式上作了明确要求。报纸是重要的宣传工具，各界新闻工作者如何更好地“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这是个永远要思考的问题。（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