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以伍豪为笔名写文章号召东北武装抗日

　　罗登贤原名罗举,在香港、广东工作时化名光生,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化名达平,党内报告中也称光生,在上海被捕时曾化名何永生,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南庄区紫洞乡隔巷村一户贫苦人家。罗登贤是我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者和东北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满洲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他为组织工人运动和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武装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3月,被国民党逮捕,同年8月英勇就义,时年28岁。

　　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

　　1931年春,时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罗登贤被党中央派往东北工作,化名达平。他以中共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身份,到沈阳协助省委工作,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同时解决东北党内罗章龙派别制造分裂的问题。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全党,他们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更“左”,危害更大。中共满洲省委也贯彻执行了这些“左”倾错误政策。同年4月,中央又派魏抱一(即李实)来东北巡视工作,继续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

　　罗登贤、李实和满洲省委的同志,当时已感到东北地区的情况和关内不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武装侵略已十分明显,他们曾将这些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但以王明为首的中央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根据东北地区的实际形势改变斗争策略，仍然要求满洲省委继续执行他们那一套“左”倾冒险主义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入侵我国东北。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出卖了东北的大好河山。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22日,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罗登贤和满洲省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这次事变的性质,于9月19日、9月21日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和决议,积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阴谋与罪行,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卖国罪行,号召和组织工人、学生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1月间,由于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叛变,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和军委书记廖如愿被捕。党中央立即任命罗登贤为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这时沈阳的形势非常紧张,敌人统治很严,党的活动困难,经中央批准,满洲省委机关于年底正式从沈阳迁到哈尔滨,罗登贤住道里三道街。

　　他到哈尔滨不久,即在道里松花江桥下边一个小沙岛上党的联络站——冯仲云家里,召开了北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他分析了当时的危急形势,号召东北全体党员与东北人民共存亡,坚持抗日到底。他怀着满腔的义愤,坚定地对与会同志说:“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与敌人抗争。”接着他又庄严地声明说:“党内不许有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不是中国共产党员。”罗登贤的这个指示,更加坚定了东北共产党人为祖国为东北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

　　组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为了加强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罗登贤领导的满洲省委积极整顿各地党的组织,除设有东满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特委外,还直接领导磐石中心县委、海龙中心县委、伊通县委以及安达、巴彦、汤原、珠河、宁安中心县委等组织的抗日工作。

　　在组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罗登贤和省委从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在城市中进行反日宣传和发动罢工斗争；另一方面以主要精力放在农村,组织发动东北人民开展反日游击战争。他经常奔走于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地,了解情况,号召和组织工人、学生、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在他的领导下,沈阳、抚顺、本溪、鞍山等地的工矿区数万名工人举行反日罢工,长春砖窑工人、中东路、呼海路、吉沈路、哈尔滨电业工人及大中学校学生也进行大规模的反日斗争。磐石、珠河等地的农民曾多次举行反日大示威,东北各地农民进行了规模很大的农民武装暴动。

　　关于组织、发动东北人民开展反日游击战争,罗登贤和满洲省委也从两方面着手进行,一是积极支持和帮助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二是大力组织创建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出现了许多抗日义勇军,人数最多时达80余万。这些义勇军的组成大体可分四种:第一是东北军的一些将领,在广大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高潮中,在一批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强烈要求抗日的推动下,拉起队伍抗日。如黑龙江省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省的丁超、李杜等,这些队伍直接受国民党的影响,不发动民众抗日。第二是东北军与民众结合组织起来的抗日义勇军,如吉林省的王德林,辽宁省的唐聚伍、郭景珊、邓铁梅等为代表的抗日救国军或自卫军。这些义勇军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也有部分工人。这部分抗日义勇军受国民党影响较小,在一定条件下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甚至允许共产党派人到他们的队伍中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第三是农村的农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团体。如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等。这些武装虽然也抗日,但封建迷信色彩很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农村地主阶级左右。第四是抗日“山林队”。“山林队”是以报山头、报号为名义的民众抗日武装。

　　罗登贤和满洲省委根据各种抗日义勇军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或者派党员去加强领导,或者派有经验的党员打进去做兵运工作，目的在于组织这些队伍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如对吉林抗日救国军的王德林及其所部吴义成、孔宪荣等队伍,满洲省委曾先后派遣共产党员李延禄、胡泽民、孟劲清、金大伦、周保中等进去开展抗日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

　　李延禄担任了王德林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参谋长和游击司令,胡泽民担任吴义成部前方司令部参谋长,周保中担任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参议、抗日救国游击军总指挥等。

　　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打击了日寇的气焰,延缓了日寇迅速侵占东北的计划,鼓舞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抗日义勇军的人数发展很快,但成分庞杂,组织混乱,有时出现分化瓦解的情况。

　　这些问题的出现,使罗登贤和省委认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光靠这些义勇军是不行的,必须迅速创建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行到底。

　　1932年初,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20期(1931年10月21日出版)传到东北,该期刊物上载有周恩来以伍豪为笔名写的重要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周恩来在文章中号召东北党要组织武装抗日,在东北必须发动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寇,驱逐日寇出东北；必须发动群众,组织反日团体；号召东北人民“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救国军、义勇军,进行游击战争，并提出中心口号: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罗登贤组织满洲省委负责人,认真学习了这篇文章,进一步明确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罗登贤和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周保中等一起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文件，提出我党必须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才能取得抗日救国的彻底胜利，同时还要联合其他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为了贯彻执行文件精神,罗登贤和满洲省委先后派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分赴各地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斗争。被派往各地的党员,罗登贤都亲自找他们谈话,交待工作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方法,鼓励他们为东北的民族解放斗争作出贡献。

　　在南满地区,1932年春,满洲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那里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去领导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许多支游击队,后来发展壮大成为抗日联军第三、四、五、六、七军。

　　罗登贤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把满洲省委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组建起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抗日武装的主要创建人。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写上了罗登贤的名字,肯定了他为抗日救国做出的历史功绩。

　　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罗登贤在东北工作期间,正是王明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并继续发展的时期,他们“左”的错误政策给东北的革命斗争造成很大损失。

　　1932年6月24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参加会议的满洲省委代表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的形势已与关内和南方各省不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东北不应再继续搞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和红军,而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上来,这样做是符合客观形势的,是正确的。但却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残酷打击,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满洲特殊论”的帽子。博古等认为罗登贤贯彻他们的错误政策不力,于7月间撤销了他的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满洲省委书记职务,并于12月间强行将他调回上海,另行分配工作。

　　罗登贤虽然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并未消极退缩,仍继续积极为党工作。他回到上海后,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调动50万兵力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最激烈的时期,他为配合苏区反“围剿”斗争,积极领导工人运动,组织上海纱厂和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展反对国民党“围剿”红军的斗争。

　　1933年3月28日下午3时,罗登贤在上海英租界山西路五福弄9号参加全国海员工人会议时,由于叛徒、原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的出卖,不幸和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一起被国民党特务勾结英国巡捕所逮捕,先关押在老闸捕房,进行秘密审讯。罗登贤和廖承志等否认了他们的革命身份。

　　3月31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对罗登贤,廖承志等进行了所谓“公开”审判。在敌人的法庭上,罗登贤昂首挺胸怒视着法官,闭口不语。这时敌人让另一个叛徒张汉卿出庭对证,这个无耻的败类,像条疯狗似地狂吠乱咬,指证了罗登贤的身分和党内职务,并诬告罗登贤等的所谓“罪行”。法官按叛徒的指证,叫罗登贤供出他的“反动言行”。罗登贤愤怒地痛斥法官说:“你们加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同日本强盗作战;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被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罗登贤义正词严,批驳得法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赶忙摇铃制止罗登贤的控诉。旁听观众议论纷纷,对反动法庭无理审判表示不满。最后法官强行宣判,于4月1日把罗登贤和廖承志等解送到上海市公安局关押。

　　国民党对抗日爱国志士的无理迫害,引起了各界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为了营救罗登贤等被捕同志,宋庆龄于4月1日在上海发表了《告中国人民书》,号召各界人士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文中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指出:“这个事件正是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对罗登贤的坚强不屈精神给予了热情地赞颂:“被捕者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了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她呼吁:“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释放他,释放几千个与他们一样的人,就是释放中国民族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呼声中,更加恐慌,于4月2日急急忙忙将罗登贤解送到南京,囚禁在警备司令部的监獄里。在狱中,罗登贤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打手们把他的双手吊起来,用沾水的皮鞭狠抽他的全身,又用铁杠压他的双腿,但他没有一句口供。灭绝人性的凶手们,又往他的嘴和鼻子里灌煤油,呛得他鼻口喷血,昏死过去。凶手们用冷水把他泼醒,他还是咬定牙关不说一句话。敌人又用火针刺他的手指,最后竟对他施以残酷的电刑,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半点机密。

　　4月5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派赴南京营救罗登贤等人的代表宋庆龄、杨杏佛等到监狱里去探望他。罗登贤虽然被折磨得遍体伤痕,血肉糜烂,但仍挺直胸膛,坚定地对朋友们说:“我是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的,什么也不能动摇我,我将我的生命献给我们的党与无产阶级。”“我将永远忠于国家民族与无产阶级,他们能打我,决不能屈服我。”

　　敌人看到用酷刑不能使罗登贤屈服,就改用阴险的收买利诱手段,并利用叛徒对他劝降。罗登贤大义凛然地痛斥叛徒,和同室难友一起把来劝降的叛徒胡鹤来打得抱头鼠窜而去,使这些败类再也不敢到他的囚室里去。罗登贤坚定地领导狱中的同志和难友,向敌人进行不懈地斗争,并对看守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6月,敌人把罗登贤从警备司令部又解送到另一处更加凶恶的魔窟,对他连续进行极其残酷的秘密刑讯。8月初又解回警备司令部。在牢狱里,他不仅遭受严刑拷打,还经受非人生活的折磨。每天吃的都是发了霉、掺着砂子的糙米和无油无盐的苦菜汤。再加上盛夏酷暑,苍蝇叮蚊子咬,罗登贤的刑伤全部溃烂,身体枯干消瘦。但他的坚强意志却丝毫没有动摇,依然对革命充满着胜利信心。

　　1933年8月29日凌晨,敌人决定秘密杀害罗登贤。当他被带出牢房时,他瞪着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怒视着敌人。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凛然回答:“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党的忠诚战士罗登贤,昂首挺胸站在雨花台上,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罗登贤牺牲后,在上海公开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国论坛》于同年11月30日刊登了题为《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重要文章,进行深切的悼念,并对他的革命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