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周恩来为什么让人感到很温暖很自豪？

　　讲夫妻情、同志情、亲情、友情、爱情，字字凝聚着深情；讲国事、家事、天下事，处处闪耀着人格的光辉。

　　《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花费20余年心血凝成的一部关于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亲情史”，这是一部极具历史价值的周恩来、邓颖超的“家风史”，也是一部展现周恩来、邓颖超人格魅力和鞠躬尽瘁革命精神的鸿篇巨制。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周恩来、邓颖超两位共产党员的完美人格和光辉品质。今年，这部“字字深情、句句感人”40余万字的著作，由金城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日前，81岁的周秉德在家乡绍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她说，“这部书是我献给亲爱的大伯与七妈的，也是我献给伯父诞辰120周年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部书心中酝酿20多年

　　周恩来、邓颖超去世后，周秉德一直没有写回忆录。

　　“并不是我不写，而是当年老人家有交代。伯父多次嘱咐我说，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更不能以此炫耀自己。伯父走了后，伯母也时常嘱咐我，不要写伯父的回忆，对伯父的评价，让人民群众去评价。我们从小就不和别人讲与伯父的关系。伯父走了以后，我一直遵照伯父的嘱咐，不写有关伯父的书和文章。”周秉德说。

　　1996年到1997年，辽宁出版社多次向她约稿，希望她撰写伯父周恩来的回忆录，但周秉德一直不肯答应。“有朋友劝我说：‘不要把知道的事情带走，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后代。’我听了这话后，心里久久难以平静。我当时没有退休，但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如果再不写出来，许多事情别人都不会知道。我决定，要写一部伯父的书。“我找到了和我一起筹备《百年恩来》专题片的铁竹伟同志，请她执笔——她是铁瑛同志（原浙江省委书记）的女儿，当时在南京军区工作，她是《百年恩来》的撰稿人。”周秉德说。

　　周秉德回忆往事，铁竹伟执笔帮助整理，周秉德又先后改了9次。1999年，父辈丛书《我的伯父周恩来》出版。“当时出版时，只有20余张图片，2000年再版时，书中收集了200多张图片。2009年，《我的伯父周恩来》又由人民出版社另行出版，成为毛周刘朱四人丛书之一。”周秉德说。

　　2016年，北京金城出版社编辑刘晓晖、特邀编辑慕周找到周秉德，希望周秉德将这本书进行扩充，写成“我的伯父伯母”。

　　“在此之前我的一些文章，大都是回顾我与伯父相处的情节和感受，对七妈的回顾写得很少。其实，伯父一直很忙，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就是七妈照顾教育的。正如有人和我说的那样，七妈是一颗藏在伯父身后的星星，但七妈这颗星星依然璀璨无比。”周秉德说。

　　正因为如此，周秉德才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下决心写一本《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实际上，这本书在她心中已酝酿了20多年——在她开始动笔写《我的伯父周恩来》时，她就时常考虑如何写好伯父伯母。她对伯父伯母的情感和思念凝成了一行行深情的文字、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许多史料都是首次公开

　　（书籍封面）

　　在《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这部书中，周秉德首次公开了许多史料。

　　邓颖超回忆周恩来与张若名的故事，邓颖超回忆自己身世，周同宇的口述：周总理的家族和幼年、青少年时代等回忆文章等，都是首次公开，书中刊登的许多珍贵历史照片，也是首次公开。

　　周秉德告诉记者，“伯父去世后，我仍然常去中南海西花厅陪伴伯母，她给我讲她和伯父的恋爱史，以及她曾两次怀孕流产，还有伍豪事件等许多重大问题，她讲得很多。我当时养成了一个习惯，伯母与我谈话后，我认为重要的，晚上做了追记。书出来后，许多人都说，我当时记下的事很有史料价值。”

　　为了写好周恩来邓颖超，周秉德还去俄罗斯查看了许多档案资料。如1940年周恩来在苏联治病时的情况，邓颖超写的周恩来介绍等，这些资料显得特别珍贵。

　　在《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这部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周恩来的父亲去世时，周恩来正在医院治病，得知情况后，他提前出院，冲邓颖超大发雷霆，责怪邓颖超瞒着他。周恩来坚持为父亲守灵至天明。周恩来、邓颖超还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连续5天登载讣告。2013年，李敖先生专门将自己所存档案资料中当年《新华日报》影印件寄给周秉德，并评价周恩来对传统文化造诣之深厚。这些珍贵的史料，都是首次公开。

　　周秉德告诉记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查阅大量资料，精心撰写和修改文章，增加了邓颖超给共产国际《关于周恩来同志》的情况汇报、著名作家叶嘉莹的对联等，使这部书更具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严”字当头

　　伯父那里没有“照顾”两字

　　（作者照片）

　　周秉德自幼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长大，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了许多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事，从小受到周恩来家风的熏陶、影响。两位伟人对周秉德的教育，十分严格，可谓是“严”字当头。

　　在周恩来身边生活的周家兄弟姐妹中，周秉德年纪最大，因此，周恩来和邓颖超如有事通知亲戚，周秉德便是理所当然的“传令兵”。“伯父伯母让我多跑些路、多做些事，毕竟，我年纪大点。”周秉德说。

　　周秉德曾先后对两位青年“有点意思”，因为邓颖超提出一些看法，她先后断绝与这两位青年的交往。得到了周恩来、邓颖超的同意后，周秉德才与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沈人骅恋爱结婚。

　　在周恩来的教育下，周秉德从小就懂得要以国家为重。初中毕业后，她去读师范学校，到乡村做了一名教师。周恩来知道她调到区委机关工作后，便严肃地问她“你怎么不当小学教师了？调到区委，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周恩来在得知是基层组织工作需要安排后，才没有“追究”。

　　“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第一志愿。”周秉德一直在基层工作10多年，也没有因照顾而提职。1964年，周秉德与沈人骅结婚，1965年，沈人骅调到西安工作，她生下孩子休完产假后，立即从北京调到西安工作。1970年，沈人骅调到遵义军工厂工作，周秉德也随丈夫到遵义山沟里落户，直到1974年，沈人骅调回北京工作，周秉德才回到北京。

　　“我调回北京时，伯父也严肃地问我，是不是因他的关系调回北京？还是七妈说，秉德是军人家属，回北京是随军调动。说实在的，伯父那里，没有‘照顾’两字，只有‘严’字当头，只有党和国家的需要。因此，我们兄弟姐妹所有人的工作，都靠自己，没有得到丝毫照顾。伯父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也从来不让七妈担任重要职务，七妈对伯父的这种做法也能充分理解和支持。”周秉德说。

　　周恩来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周恩来的名字为什么让人感到很温暖、很自豪？“要想全面地了解周恩来，就一定要深入了解邓颖超，他们两个是不可分开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下这本书的原因。”周秉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