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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因何事批评熊向晖: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

刘土尧 程瑞山

2018年05月10日15:40    来源:人民网

  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长期从事并直接领导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外交战线上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一整套外交思想和独特的外交风格。其中,求同存异思想在周恩来外交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它集中体现着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本文仅就其求同存异的思想,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周恩来是我们党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倡导者

  我们有些学术著作一提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思想,就简单地引用他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似乎周恩来关于求同存异的思想与实践仅仅局限于这次国际会议。实际上周恩来在这次亚非会议上的即席发言,只是他对求同存异思想的一次集中阐述,在此前后,周恩来对求同存异思想都有不少论述。可以说,求同存异的思想是他的一贯思想,它贯穿于周恩来外交实践的始终。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大后方直接领导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就表现出了善于在矛盾中求同的思想风格。他认为只要大目标一致,就可以求团结,一些小问题看法不一致不影响团结。抗战时期与周恩来一起在大后方搞统战工作的夏衍曾回忆道: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与一些民主人士看法不一致,我便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我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①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出求同存异这一主张,并把它用于处理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关系上。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直接领导策划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从广义上讲,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是,也要看到,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②要做到思想沟通,就要通过多接触,努力寻找和扩大双方的共同点,避免和减少双方的分歧,求同而不是求异。1954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我们和英国“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我们这种立场、思想是不必讳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③

  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针对会议上出现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新殖民主义”、“颠覆活动”等不和谐音符,他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给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稿.并干当天下午做了关于求同存异思想的著名发吉。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经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④周恩来在发言中还举例指出,中国代表团本来可以在会议上提出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问题,但是为了不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接着,他就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了解、友好合作的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及所谓“颠覆活动”问题,阐明了我国的政策,通情达理、心平气和地解答了一些代表的问题与疑虑。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他的求同存异思想。这一思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终于使会议达成了一致见解,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亦称万隆精神)。这是继日内瓦会议之后,周恩来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和风格的又一次成功的展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好评。出席会议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事后对周总理说道:你出席万隆会议,毫无疑义对会议的成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你的合作态度改变了会议的整个气氛……你使我们感觉到,中国真诚地和迫切地要同别的国家友好相处并且共同求得发展。⑤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们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⑥就连当时任芝加哥《每日新闻》驻亚洲记者的鲍大可也评论道:大会上他既没有去刻意争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没有做或鼓动他人做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论,也没有去破坏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务联盟。但他达到了此行的重要目的,即使许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并相当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产党中国奉行和平的政策。⑦

  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对求同存异的思想加以论述。1955年5月,他在会见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文妮·戈登夫人时,对世界母亲大会要像亚非会议那样发扬求同存异的精神表示赞赏,指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⑧1957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对于我们各国原则一致的重要方面来说,毕竟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这种不同意见是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地求得一致的。即使暂时还不能求得一致,只要团结关系受到珍重,保留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⑨这也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间也适用求同存异的方针。”⑩

  六七十年代,亚非国家和世界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如何处理各国之间的意见和分歧,周总理始终强调要用求同存异的原则来解决。1963年,他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求同存异的原则仍适用于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正是采用这条原则取得了成功,所以,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果召开,一定也会根据求同存异的原则解决问题。”11 1972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美、中日关系出现根本转机,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相继访华。周总理在致两国首脑的祝酒辞中,再次提倡求同存异,以促进中美、中日关系的发展。他指出:中国同美、日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同两国政府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这些不应成为两国间平等相处的障碍,中美两国“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中日两国经过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12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是周恩来在其外交生涯中首创求同存异的方针,并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多次加以强调和实行。正如他自己所说:“为有利于导致纠纷的解决,有利于团结,为致力共同事业的合作开辟道路,求同存异应是最好的选择。”13

  周恩来是实践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典范

  求同存异既是一种思想,也是认识问题、解决矛盾的一种基本方法。它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统一原理的具体体现。同就是普遍、共性的一面,异是指特殊、个性的一面。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求同就是努力去寻求、扩大双方的共同点,存异就是正视并允许双方有一定的个性存在。二者是统一的。一方面,求同是存异的目的。另一方面,存异是求同的条件。那种不允许任何个性存在的所谓求同只能导致不平等的强权政治,最终只能是进一步扩大差异,实现不了求同的愿望。

  周恩来不仅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思想,而且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长期运用这一思想,解决回答了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创造了多种不同的形式,使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充满了活力与生机。

  (一)回答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能否求同存异和求什么同、存什么异的原则问题。就国家关系而言,他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该而且必须求同存异。从大的方面讲,求同就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存异就是把两种制度的矛盾“撇开”或“放在一边”,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和平共处。所谓“撇开”和“放在一边”应包括:在相互关系中不主动挑起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在交往中对“属于挑拨性的话要挡回去”,但避开争论;相互都不要把自己的制度和思想意识强加给对方,不要因制度和思想的不同而影响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外交的目的是推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而不是争取对方在制度、思想上跟我们一样。就社会制度本身而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是各自铁板一块。他曾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来说明资产阶级的某些学说也有可以吸取的合理的因素,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取长补短,才能在和平竞赛中最终战胜对方。

  (二)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做法,创造了求大同存小异、求同抑异、异中求同、存异待同等多种形式。如对同我国历史遭遇大体相同,面临反帝、反殖以及要求和平发展民族经济共同任务的亚非拉国家,周恩来无论是在亚非会议上,还是在出访或接待这些国家的访问谈话中,都是强调我们与这些国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尽管中间也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不应该影响我们所具有的共同愿望。因此,总的来讲应该求大同存小异,着重于求同。对于西方及日本等国家,我们坚持政治上和平相处,经济上平等互利,科技文化上相互学习,但对其维护殖民利益,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也予以揭露和批评,对这些国家可以说是求同抑异。对于美国我们一时采取异中求同的做法,如中美上海公报既在求同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又对双方的分歧不加回避,也不强求统一,协议中采取一种“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的独特风格,既阐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又不因分歧而破坏可能达到的统一。另外还有存异待同的方式。1963年4月,周恩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14“求大同存小异”、“求同抑异”、“异中求同”、“存异待同”,不同的矛盾用不同方法解决,这是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的实践艺术。

  (三)周恩来善于协调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在复杂的矛盾中寻求一致。如 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印支问题的焦点最后集中到如何划分交战双方集结区这一点上,越南坚持以16度线为界,法国坚持以18度线为界,各不相让,谈判几陷僵局。美国企图扩大战争,插手支那。刚上台的法国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则迫于国内人民要求和平的压力及战场失利的现实,希望早日解决印支问题。周恩来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以17度线为界的折衷建议。他一方面建议法国代表,另一方面又同越南代表协商,使双方作出了让步,达成了印支和平的协议,粉碎了美国的企图。又如1955年亚非会议,周恩来通过两次求同存异的发言,缓和了矛盾,端正了会议方向。在最后达成会议协议的问题上,周恩来更是显示了他灵活应变、协调矛盾的本领。他提出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原则,当有的代表认为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时,他当即改用联合国宪章中“和平相处”的提法,当有的代表不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时,他表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共同的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15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周恩来的多方协调,会议终于达成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扩展起来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

  (四)平等协商,互谅互让,以理服人,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化异为同。国家的对外行动,归根到底都是以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为转移的。不同国家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也必然有不一致的地方。周恩来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珍视自己的利益,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为此,可以求同存异,并争取化异为同达成妥协。当然这种妥协必须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平等的协商和互谅互让才能实现。周恩来主张要善于求同,即使是严重对立的双方,也要努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点。日内瓦会议后,他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颇有感慨地说,日内瓦会议本来可以不必花这么多的时间的,问题在于美苏两国外交部长相持不下,莫洛托夫对什么问题都用一个“不”字来对付,美国人提一个方案,他说“不”,英国人出来打圆场,他也说“不”。一切都不,那就没有会谈和对话的必要了。对于朋友则既要肯定大利益的一致性,也要善于调节具体利害的冲突。从日内瓦到万隆,从中缅边境谈判到中美建交谈判,无不表明周恩来是善于化异为同、解决难题的大师。

  需要指出的是,求同存异并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妥协,而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就重申新中国的外交,必须改变旧中国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历史,必须以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原则。1953年他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我们与其他国家求同的原则基础。他要求在这方面要有政治空气。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原则变成教条来背诵”,并不是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叫政治空气浓厚。就是说,要坚持原则但不是我们所有的原则都要求别人接受,要允许人家有一定的个性存在,如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信仰马列主义,不信神,人家是君主国,信神,信仰上帝和真主。这些“异”并不影响我们根本的外交原则,应该允许其存在。总之,求同存异中,求同是建立在根本原则基础上的求同,而不是一味的妥协退让,存异必须以不违背我根本外交原则为前提,超出这个前提,就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善于存异,相互容忍各种风格、个性、和思想意识的存在,才能有助于求大同。

  周恩来使求同存异思想在实践中充满生机与活力,还在于他善于做外宾的工作,他在处理人际间、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时无不显示出一种量大容人的气度,能够在共同的基础上允许各种风格、各种个性、各种思想意识的存在。1961年9月,英国退役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他在陈毅外长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即:1.都承认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2.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3.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周恩来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但当蒙哥马利参观洛阳时,他不看当地为其准备的专场文艺演出。而是随意闯进一正演《穆桂英挂帅》的小剧场。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中间休息时他退场,说这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当时陪同他访问的熊向晖对他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熊向晖以为这样能说服这位英军元帅,没想到蒙哥马利更不以为然,说:我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佩服,不知道还有女将军。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熊向晖一时兴起,争辩道: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蒙哥马利不吭声了。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严肃地批评熊向晖说: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随后周恩来专门了解了蒙哥马利的文艺爱好,并马上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要他们从已为蒙哥马利准备的文艺晚会节目单中撤掉他可能反感的《木兰从军》,另加上他喜欢的杂技和口技节目。这不仅是对蒙哥马利个人也是对他所代表的民族和国家个性的尊重。这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如在田中角荣访华的宴会上,周恩来让乐队演奏了一首田中家乡的民谣,田中感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这些都体现了周恩来外交艺术,它使周恩来在外宾面前有一种特殊的魁力,这种魅力除了与他的才华和经验相关之外,也是和他的善于求同存异的宽广胸怀分不开的。

  周恩来求同存异外交思想是正确处理国际关系与共同事务的一个伟大思想。是指导我们团结最广大的同盟者,有效化解矛盾冲突,共同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年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为我国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我们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思想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恢复和发展

  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实现了拨乱反正的根本转变。我们在外交战线面临着一个与建国初期相似的根本任务,那就是努力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以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搞自己的现代化建设。

  为争取一个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邓小平继承恢复了周恩来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他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科技合作与文化交流,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这些无不体现着求同存异的思想光辉。1995年12月,钱其琛在一次关于邓小平外交思想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求同存异、以理服人、不妄自尊大、不怕鬼、不信邪,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新的庄严形象。这是对邓小平外交风格的真实写照。

  邓小平不仅继承恢复了周恩来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不断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又对这一思想不断加以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实行对外开放战略。他指出,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经济生活日趋国际化的社会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解放初期也曾设想过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和西方做生意,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封锁以及后来我们自己的失误,我们曾经一度孤立于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之外。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实行全方位开放。而实行对外开放,没有进一步的求同存异的胆略和勇气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通过实行对外开放,加速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综合国力的壮大,使我们更具有抗干扰能力,又会增强我们实行求同存异的底气和实力。因此,实行对外开放战略是新时期对外求同存异的一大体现。

  (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剧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联合制裁我国。邓小平综观全局,指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要韬光养晦,少说多干。发达国家对我们始终是有戒心的,我们的态度是,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为此,我们一不要做第三世界的头,二也不要去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大旗,以免使自己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邓小平的主张使我们避开了国际斗争的风口浪尖,避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和与西方世界的对抗,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既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又务实灵活,求同存异,很快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东欧各国建立了新型友好合作关系,西方各国也主动缓解了同中国的紧张关系。我国的外交工作在国际风云变幻的条件下不断胜利前进,这是邓小平在新时期求同存异的一大杰作。

  (三)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邓小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科学设计。“一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台湾、澳门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制”是指中国大陆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与大陆统一后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从本身来讲就有同有异,同就是“一国”,即国家主权,异就是“两制”,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通过这一求同存异的构想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香港的顺利回归,已经使这一构想变成了现实。周恩来把求同存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邓小平又成功地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地区统一在一个国家体内,互利合作,共同繁荣与发展。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把这一构想称为“没有先例的天才创造”。联合国秘书长也盛赞此举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解决历史争端问题的成功范例。

  (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新时期邓小平通过求同存异解决领土争端的新思路。70年代末,邓小平访问日本,在谈到中日两国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存在的争议时指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80年代中后期,他在会见菲律宾客人时针对南沙群岛问题又提出这一想法。这一想法的含义有:1.主权在我;2.对领土争议,在不具备解决的条件下,可以先不谈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3.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对其附近海域双方可以进行共同开发;4.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互利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争议创造条件。

  这一新思路得到了东南亚有关国家的积极回应。1995年7月钱其琛与东盟外长举行会谈时,阐述了中国的上述立场,印尼外长阿拉塔斯代表东盟7国发言表示,对中国提出的关于在解决分歧之前暂时搁置争议、开展互助合作的立场表示赞赏。在此前后,我国先后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三国达成一定的共识,取得一定的成效。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求同存异主张是可行的。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注 释:

  ①、⑥《开国总理周恩来》第185页、第304页。

  ②、③、④、⑤、⑧、⑨、11、12、14、15《周恩来外交文选》第6页、第81一82页、第121-122页、第 175-176页、第 145页、第196页、第380-381页、第493-494页、第327页、第129页。

  ⑦《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外交》。

  ⑩、13《研究周恩来一外交思想与实践》第357页、第47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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