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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经济指导思想

巩玉闽

2018年02月12日15:06    来源:人民网

  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周恩来在这场内乱中,以“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维护党的团结,维系国民经济的运转。所以,“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但从几个方面来看,仍然取得一定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①。

  成就的当中,凝聚着周恩来的智慧与心血。在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运用正确的经济思想,巧妙地引导着已经偏离航道的经济航船,绕过急流险滩,避开触礁沉船的危险,继续航行。周恩来在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尤为珍贵。

  巧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使其成为“抓生产”、“抓业务”的代名词,成为与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的特殊武器,从而达到以抓生产来限制“革命”,尽力保护生产的目的。

  “抓革命,促生产”,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特殊的口号。从理论上说,“抓革命,促生产”是并不科学的口号。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口号对于治乱、保证生产正常进行起了积极作用。周恩来正是充分利用这个口号,使它成为“抓生产”、“抓业务”的代名词,成为同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的一个特殊武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民经济陷入全面混乱,遭到严重破坏。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仅1967、1968两年中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100亿元。②

  “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其破坏程度如此严重,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他作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必经贯彻执行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设想的?所有这些,周恩来当时也搞不清楚。

  面对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周恩来心急如焚。他曾多次对余秋里、谷牧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③

  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是不允许任何人反对“文革”的,周恩来如果要站出来反对“文化大革命”,抛开革命口号去抓生产建设,那么“他在24小时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④在十分特殊又复杂的条件下,周恩来已经不能公开坚持用“文革”前形成的一整套正确规章制度和经济原则来领导国家的建设。然而,周恩来毕竟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具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高层领导,他较好地把握了“文革”期间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主线,巧妙运用尚方宝剑,将其正确的经济指导思想贯穿其中,维持了国民经济运转。

  毛泽东于“文革”期间试图解决经济问题的思想主线,即“抓革命,促生产”。他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文革”之初的1966年8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10月,毛泽东在印发全党全国的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批示:“‘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19 6 7年 1月上海爆发“一月夺权”风暴,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讲话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又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来于毛泽东作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立即抓住时机,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武器。1966年9月7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周恩来还对红卫兵反复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规定在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迅速返回,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工矿企业与科研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的撤换由上级党委主动调整,不采取群众罢官的作法;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县以下各级领导应恢复和加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周恩来关于以抓生产来限制“革命”的思想与谋略在实际执行中一再遭到中央文革一伙人的阻挠,他们对周恩来的意图也有所察觉。在11月9日《人民日报》中《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发出以后,中央文革一伙炮制了一个新的文件稿,与周恩来唱对台戏。林彪还两次亲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攻击周恩来用“抓革命,促生产” 口号来压运动,形成对周恩来的政治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要保住从国务院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骨干力量不被打倒,要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难度就更大了。

  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继续与中央文革一伙进行斗争,但是他更加注意讲究斗争策略,斗争艺术。在许多讲话中先是适当地提高“文革”的调子,将口号性语言放在讲话或文件开头,而后迅速将抓生产、抓经济的本意蕴含其间。比如:北京怀柔县在1967年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周恩来认为用“第一线指挥部”来直接抓生产,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形式。他抓住时机,起草文件,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发文在全国推广怀柔县的经验。文件要求:“全国省(市)、专区、县各级革命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军事领导机关或驻军,都要立即行动起来,以军事代表为主,建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为了保证“第一线指挥部”能真正成为抓生产的权力班子,文件还强调指出:“在已经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地区,第一线指挥部应设在革命委员会之下,成为抓生产的班子,通过各业务部门,一直抓到基层生产单位。”当然,周恩来也十分明白,要在基层成立这样的“生产指挥部”必须在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的口号下提出,才能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为此,在文件中,周恩来十分用心地写了这么一段话:“要拿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⑤这段文字先是以“文革为中心”,之后笔锋一转,一连用了两个“狠抓”,这样,即能将抓生产、抓经济的主要意图体现出来,又能得到主席的同意,减少中央文革一伙的阻挠,使文件能迅速发到全国,从而达到尽快在县以下基层中成立抓生产的班子这一目的。从一个仅五百多字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出周恩来在十分复杂、困难的局面中,为维持经济运转的良苦用心与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经济建设中,周恩来视农业为百业之基、重中之重而予以高度重视,他的这个思想,在“文革”前的各个历史时期表现的十分突出。“文革”期间,周恩来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同前17年的认识有着一贯性,同时也有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点。

  如果说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更多地认为:农业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在“一五”计划期间针对我国在经济建设中一度重视工业而淡化农业是基础的情况,提出: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的思想。那么,在“文革”期间,周恩来更多地则是思考在混乱的局面中,如何保证农业的稳定,使它成为支撑全局的基础。

  “文革”大动乱开始后,他在多种场合反复阐明这个思想。他说:“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人民要吃饭,农业生产绝对不能停止。”他深知农业生产如果被破坏,就会给其他方面生产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他亲自过问抗旱打井、防洪排涝、粮棉生产等工作,亲自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使得农业稳定,全国就能稳定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被绝大多数人接受。

  对在经济调整时期明确提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计划的原则,他总是理直气壮地强调要在“文化大革命”经济工作中贯彻实行。1968年5月27日,周恩来会见尼泊尔副首相比斯塔时说,经济发展的一般途径是先从农业着手,再发展重工业。1969年3月24日,他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指出,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就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人不能不吃粮,工业要支援农业。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对“文革”以来的历史进行分析,进一步加深农业是支撑全局的基础的认识。1973年3月,周恩来指出,发展经济首先是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其次是轻工业,再其次是重工业。因为人首先要吃东西、穿衣服的,如果粮食国内不能自给,有求于人,那是很费事的。我国有8亿人口,进口粮食不仅要付现款,而且光运输也不得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农业搞好,靠什么都是靠不住的,谁也没办法来帮助我们。1973年5月29日,周恩来要求驻外大使回国后到农村去走走,好好研究研究中国农村的问题,这是基本的东西。他说,中国的农业是门大学问,要好好学习学习,我们现在所以能够经过“文化大革命”两次路线斗争,反复不大,经济上能够稳定,就因为是执行毛主席的农业政策,农村还是基本稳住的。这段话,较为集中反映周恩来在“文革”中关于农业是支撑全局的基础这一思想。

  “文革”十年,农村基本上是稳定的,正如决议上所说: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人民基本生活能够维持,全国的局势就能逐步稳定,周恩来的这一思想为党和人民渡过危机,起了基础保障。

  “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这是周恩来倡导的并在国家建设中始终坚持的经济指导思想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他都将交通建设摆在先行的位置,高度重视。

  “文革”期间,周恩来关于交通建设是先行的经济思想依旧未变,他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个思想。但是,在当时那种混乱的局面中,他的正确经济思想一再受阻。但周恩来深知,交通部门尤其是铁路能否正常运行事关国民经济的大局,拖延不得,含糊不得。可以说,“文革”中周恩来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先后最多的,采取行动最坚决,最果断的当属铁路运输。

  “文革”一开始,铁路运输线便危机四伏。首先是学生串连出现高潮。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5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一千一百多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都是免费乘车、乘船,严重冲击和妨碍了正常的铁路交通,给铁路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与困难。学生串连,挤占了货物运输,使大批物品积压。1966年仅上海、广州两港就积压14万吨货物;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安亭事件”,指使上海造反派在市郊安亭车站卧轨拦截客车,造成沪宁线中断30多小时,上海站36趟列车不能出发,开往上海的近百趟空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造成建国后铁路运输线上最严重的3次阻塞。

  1967年1月6日之后,受“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影响,全国各地响应“夺权”的口号,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派性武斗、砸、抢盛行,“天下大乱”局面形成。江青、陈伯达等人抓着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不放,宣布其“撤职留用”。1月22日,铁道部被造反派夺权,一时间,全国各地铁路、轮船交通出现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进入1967年,情况更加严重,铁路1月份的运煤量比计划要少运了380万吨,2月份的平均日装车数只有3万多车,比计划要求将近少1万车,从1966年至1968年,交通运输的货运量下降幅度很大,1967年与1966年相比,货运量下降15.7%,其中铁路货运量下降21.6%,1968年比1967年钢运量继续下降6.9%,其中铁路货运量下降2.3%。

  对于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出现的这种混乱局面,周恩来表现出一种沉着稳健,处理问题干脆利索、雷厉风行的作风,他始终将铁路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经济关口来把握,甚至将它作为“文革”最重要的经济工作来抓。

  周恩来在“文革”中反复强调一个思想:铁路处于关键性的地位,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决不能中断。1966年开始,他一次又一次地接见铁路交通系统的代表,一次又一次地做铁路交通系统两派群众组织的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反复申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⑥1967年10月29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代表时说: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大了。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抓革命、促生产两大任务,铁路是关键性的地位。铁路运输牵连到各方面,铁路责任之大,在工交企业持首位。铁路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的,铁路断了,一切都受影响。1967年11月30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时再次强调: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铁路运输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到全国七亿人口的大事。周恩来指示铁道部:铁路上不论什么时候发生重要的事情,都要立即报告给我,不要伯影响我的休息。他每天都要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了解铁路运输情况。不论哪个地方的铁路、航运发生了问题,周恩来总是不分昼夜立即处理。周恩来这种对交通命脉的重点维护,为减轻“文革”动乱对国家经济的破坏起了关键作用。

  在把好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这个重要的经济关口上,周恩来除了在各种场合强调上述思想外,在措施上也显得十分有力,与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中,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敢碰硬不让步的精神,这与他在其它某些问题上采取较迂回、较温和的态度与作法有明显不同。

  比如1967年3月19日,毛泽东看了《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的通讯,作了关于“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的批示。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立即具体部署对铁道、交通、邮电三部实行军管。但是中央文革一伙以“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为由,进行挑剔、刁难,有意阻挠文件下发。周恩来当机立断赶到毛泽东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对铁路、交通部门实行军管不可再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铁道部军事管制委员会迅速成立,中央发布了对铁路交通部门实行军管的命令,有效地控制了铁路交通出现的混乱局面。

  再如 1967年4月,北京红代会,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八·二六”、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五六百人进驻成都铁路局,向军管会提出设立办公室、安电话、发电报的无理要求。北京的学生以中央文革为后盾,有恃无恐。周恩来得知此事,立即作出:请中央文革小组出面解决的批示。既严肃地维护了中央停止串连、对铁路实行军管的决定,又让中央文革一伙明白周恩来在此问题上的决心,不让步、不容含糊、不容争议。

  “文革”动乱中,不仅派性武斗破坏铁道、交通,而且管理混乱、有章不依也造成铁道交通事故增多。周恩来在批判极左思潮,严格铁道、交通管理的同时,多次直接抓铁道交通安全工作。不仅亲临现场处理交通事故,而且在会议上宣讲交通安全工作,并因时因事对交通安全作了许多批示,他既重视对发生交通事故原因的分析研究,以便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也重视对交通安全工作做得好的单位总结经验,予以表彰,以便发扬光大,普遍推广。

  1970年9月7日,由上海开往重庆的23次旅客列车行至黔桂线贵阳附近,因司机在不良的线路上超速远行,造成6节硬座车脱轨。同年11月29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机务段还发生了470号机车锅炉爆炸这一铁路历史上罕见的事故。对此,1971年4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指出:1970年出现的事故是空前的,是解放以来事故数字最高的一年。无论如何,不许可再发生这么多的事故。同时,他表扬了交通安全工作做得好的“毛泽东号”机车组和古冶机务段。他说:“毛泽东号”机车安全运行这么长时间,25年了,从哈尔滨解放到现在,行车235万公里,没有发生大的事故,这不是小事,要把经验推广开来。对于古冶机务段,他说,10年没发生事故还节约了煤,应该很好推广他们的经验。由于周恩来对铁道、交通事业高度关注和卓有成效的领导与管理,使铁路交通混乱局面受到较有效的控制,在“文革”那么困难的条件下,铁道、交通建设仍然取得一些重大成就。“文革”期间影响很大的成昆、湘黔铁路和北京地铁就凝聚着周恩来大量心血。

  “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周恩来一贯的经济指导思想,早在党的八大上,周恩来便全面深刻地阐述过这个经济思想。他强调:应当根据需要与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不懈地探索着,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一经济指导思想。然而,“文革”期间,许多正确的东西却被破坏的荡然无存,周恩来的这个经济思想也受到林彪一伙的严重干扰与破坏。尤其是在70年代初,正值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林彪一伙将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估计过于严重,到处大肆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林彪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备战”的重要,要与“帝修反抢时间、抢速度”,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要求各协作区要自成体系,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

  在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影响下制定的“四五”计划,就是一个脱离客观实际的可能,盲目发展钢铁工业,盲目大上军工项目,随意性地搞独立经济体系的纲要。这个纲要不切合实际地要求:“1975年我国的钢产量要达到毛泽东曾经预计的 3500万到 4000万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还提出要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的经济协作区”等等。

  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结果是使国民经济出现了危险的“三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后果:首先是工矿企业大批吸收农民进城做工,1970年~1971年新增职工中约有600多万人是从农村中招来的,过多抽调农业劳动力,影响农业的发展;此外,职工人数增加过多,使得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1971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劳动生产率只有10080元,比上年下降0.8;再次,城镇职工增加,扩大了消费品和商品粮的供需矛盾。1971年国家职工工资总额比 1970年增加 24亿元,粮食销售增加 53亿斤,其中城镇销售即增加 39亿斤,而这一时期粮食征购量却减少了30亿斤。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带来市场供应紧张,商品差额大,货币无法回笼,银行增发钞票,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危险的信号。

  由于林彪一伙在“文革”时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周恩来要将其正确的经济指导思想付以实施,十分困难。在“九·一三”事件之前,周恩来唯一的办法只有尽最大的能力去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的状态,但收效并不理想。“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鲜明地再次亮出他一贯强调的“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对经济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在相继召开的一系列全国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严重破坏。针对经济工作中存在“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他在1972年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林彪等人破坏经济出现“三个突破”一直到1972年底仍在发展,无法刹车。这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工资总数达到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亿斤,国家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1973年3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生气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他在这次会上十分严肃地指出:“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应将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⑦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从1971年底至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多次全国专业会议,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破坏党的经济政策等等。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导精神,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规定,再次集中体现了周恩来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在当年全国计划会议上,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同。在此期间,国务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采取一系列措施,坚决控制基建规模,减少基建投资,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并发出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同时,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经过周恩来的不懈努力,“突破”问题得到解决,国民经济开始走向好转。

  “文革”这场历史悲剧,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周恩来人生中最艰难的履程,最闪光的亮点都在这个时期留下深深的印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所付出的心血与奉献,共和国的经济大厦永远铭刻他的丰功伟绩。

  (作者单位:福建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 释: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②《“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第30页。

  ③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周总理》第18页)。

  ④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第471页。

  ⑤、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08—609页、第612页。

  ⑦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64—465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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