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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

——忆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片断

聂荣臻

2018年02月07日14:57    来源:人民网

  周恩来同志是现代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留法勤工俭学时期起,我们就一起共事。1988年3月,是他90周年诞辰,特以本文寄托我的缅怀之情。

  (一)

  本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学生中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恩来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1920年12月,恩来到达法国。他在勤工俭学生中有很大影响,我早闻其名。1923年2月,在巴黎举行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上,我们第一次接触。他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年夏天,我在德国柏林又会到了他。不久,我放弃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回巴黎以主要精力从事团的训练工作,经常与他接触,了解就更多了。

  恩来到法国后,没有做过工,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写通信,靠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他可以说是位职业革命家。早在国内,他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其它进步学生运动,已经成为有强烈社会革命愿望的青年领袖。所以他到欧洲后,与一般勤工俭学生不一样。他对我说,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恩来以记者身份出现,行动方便。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他可以到处活动,与华工、勤工俭学生、外国工人、学生等广为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对他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大有好处。

  据资料记载,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他给国内写了50多篇通信,共20多万字。这些通信,详尽报道了欧洲的政治形势,工人运动状况,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生活、斗争等情况,在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2年3月以后,恩来与赵世炎等同志一起,致力于建党建团活动。他是位讲求实际的人,对任何事情决不盲从,在欧洲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各种社会思潮作了反复比较。开始,他曾密切注意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动向,对这派学生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有过某种同情,以后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想抛弃一切束缚,要求“彻底的自由解放”,这在阶级社会中,纯属空想。经过比较,觉得只有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才能解决人类和中国求解放的问题。1921年,他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天,他在德国与几位同志商量,勤工俭学生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许多人革命热情很高,有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基础,从团结教育青年方面讲,也有这个必要。于是,他们就写信给赵世炎同志,请他出面筹备。在世炎、恩来等努力下,1922年6月,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1922年8月我加入“少共”组织。不久,刘伯坚同志告诉我,恩来等倡议,需要筹集一笔钱作路费,赶紧派人回国,与团中央取得联系,接受领导,以加强团的活动。虽然大家当时生活上都很拮据,还是凑了一笔款子,李维汉同志带信回到国内,终于与团中央取得了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他来信说,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青年团。我们建议,“少共”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附属于国内青年团,获得团中央批准。当恩来在1923年2月“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上宣布与国内取得联系的喜讯时,大家都非常高兴。

  在“少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赵世炎为书记,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1923年2月,由于世炎要去莫斯科学习,恩来接替他任书记。从此,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四旅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党团活动,是我党初期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来在这方面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

  1000多名勤工俭学生,都是些热血青年,受着各种思潮的影响,政治上可以说没有一个“白丁”,他们不是属于共产党或青年团,就是属于无政府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左派或右派。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恩来领导党团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了坚决斗争。因为我们组织得好,人数较多,又握有真理,这些斗争都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

  1922年8月,旅欧“少共”创办了《少年》月刊(后改名《赤光》)。恩来是主要领导人和撰稿人。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说服力强,论战中常使对方无言以对。

  因为无政府主义在青年中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第一个论战的目标,就对准了无政府主义派。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章中,都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说,离开了阶级斗争,高唱真善美,要求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根本行不通,对青年毒害很大,要革命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除了写文章而外,他还经常作为团组织的代表,与无政府主义派进行面对面的辩论。恩来立场坚定,才思过人,口才雄辩,说理透彻。我多次见到他把对方批驳得哑口无言,甚至有的还为他的演说鼓掌。由于恩来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到1923年底,我们终于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其中一部分人还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象陈延年、陈乔年同志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以后,恩来紧接着领导我们向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展开进攻。国家主义派是勤工俭学生中的主要右派,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幌子,极力鼓吹反苏反共,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污蔑我们搞统一战线是假,要吞并国民党赤化全中国是真。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恩来在文章中,在说理斗争中,反复举例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为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说,我们的第一步,是搞革命的三民主义,“打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完前面第一步以后的问题,象人走路一样,没有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走第二步的。恩来的上述论点,驳得国家主义派理屈词穷,其中有些人有所觉悟,改变了立场。但曾琦、李璜之流很顽固,组织了“中国青年党”与我们对抗,而且后来把这种论战带到了国内。当然,中国革命的进程,给他们作了历史结论。

  社会民主党与国民党右派,当时人数很少,影响也不大,没有成为我们论战的重点。

  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刻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当我们确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以后,都更加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日夜思念着在黑暗中痛苦挣扎的祖国人民,向往能尽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1924年6月,恩来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回国工作,他高兴极了。我们几个人在我的住处为他送行。我弄了些葡萄酒,开怀畅饮,由于高兴,恩来和大家居然都喝得有些醉意。

  (二)

  大革命时期,我与恩来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一起工作。

  1925年9月,我由苏联回国,经上海到达广州,在广东区党委见到了恩来和陈延年同志。当时延年是区党委书记,恩来是区党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阔别一年,战友重逢,倍感亲切。恩来告诉我,他从2月份起进行东征,率部讨伐陈炯明,打了几个月仗,把陈炯明的军队赶出了东江地区。6月,为讨伐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又回师广州。因为黄埔学生军觉悟高,纪律好,所到之处,各界群众热诚欢迎,大力支持,所以东征和镇压刘、杨叛乱的作战,都很顺利。他为此高兴。但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右派极力阻挠革命,使革命阵线不能同心协力,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他又忧心忡忡。恩来说,陈炯明趁东征军回师之机,又卷土重来,霸占东江,因此正忙于组织第二次东征。10月初,他又挥师东征了。东征军的主力,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中有大批黄埔学生参加,所以,黄埔师生人人都在关心着第二次东征的动向,我也一样。由于恩来组织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东征军仍然所向披靡。10月中旬的惠州之役,陈炯明以精锐部队凭坚固守,两天未能攻克,蒋介石产生了动摇,想放弃攻城。由于恩来坚持,并直接参与指挥,在东征军特别是黄埔学生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战下,终于攻克惠州,歼灭了陈炯明主力,为第二次东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到11且中旬,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下旬,恩来被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在那里建立政权,革新政治,组织群众团体等,同样成绩卓著。我听了这些喜讯,真为他高业

  两次东征,恩来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出类拔萃的组织领导才能。

  我到黄埔军校,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恩来指示我,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他说,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黄埔有我们党的党团领导小组,由鲁易同志(当时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负责,以后由熊雄同志负责。我去后,恩来要我作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配合鲁易同志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壮大左派力量,削弱右派势力。他还向我介绍了左派“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要我们积极指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我和鲁易、熊雄等同志根据恩来的指示精神工作。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又有恩来过去在黄埔的工作基础和重要影响,所以我们的工作比较顺利,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绩。蒋介石是极端看重军权的。在他看来,我们所进行的工作,是在挖他的墙脚,所以对我们非常仇视。

  当时的黄埔军校,为北伐培养了大批军官。这其中,恩来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对我们党施展了第一个大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一天,我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被突然扣留在中山舰上,恩来被软禁在造币厂。经过我们党的交涉,蒋介石自感羽毛未丰,慑于左派势力强大,不得不于当天释放了我们。我来到区党委,陆续会到了延年、恩来、黄锦辉等同志。大家在一起议论,都非常气愤,一致主张给蒋介石以反击。恩来作了具体分析。他说,二月份蒋介石驱逐了一名左派师长,就有反共苗头,他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5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7个,团长中有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主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一军又是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底子,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我们都同意恩来的分析。同时,大家也议论,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些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是会反共反人民的。恩来说,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我们在紧张中等待党中央的决策。过了几天,恩来向军委的几个同志传达,说陈独秀决定向蒋介石让步。于是,我们被迫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无疑是我们党的一次重大挫折。但恩来在这一事件中的头脑是清醒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按他的意见办,那当时的中国革命,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中山舰事件”后,恩来被免去了在第一军的职务,我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在恩来领导下,专门从事区党委军委的工作。不久,军委以主要精力为北伐战争作准备。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为进行北伐途经广州,恩来要我跟他一起去独立团,召开了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会上,恩来讲话,分析了形势,指明了任务,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身先士卒,使独立团完成好北伐先锋的光荣使命,并且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鼓励大家。叶挺同志领导的独立团,后来在北伐中作出了特殊贡献,被誉为“铁军”。这期间,恩来还常召集各部队的共产党员布置北伐任务。他作为区党委军委负责人,协助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制定了北伐蓝图。7月,北伐正式开始。恩来通知我,区党委决定我任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从事联络工作,沟通区党委、各地党组织与北伐军中党员之间的联系。原定我由陆路北上,但当时粤北、湘南霍乱流行,恩来决定我改道上海、武汉、岳阳经水路秘密赶赴长沙,与北伐军会合,要我经过上海时向中央军委汇报一下北伐蓝图。

  恩来没有直接参加北伐,但他为北伐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北伐的胜利,同样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1927年3月,恩来与赵世炎、罗亦农同志等一起,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央命我和李立三同志紧急赶到上海,了解情况,帮助处理善后事宜。我们到上海后,在赵世炎同志家中碰头开了会。会上,恩来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应变措施。我向他转达了中央意图,要我帮他整理工人赤卫队,以减少损失。他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共同拟定了计划,将工人赤卫队迅速转入秘密状态,把枪支弹药隐蔽了起来。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恩来起草了致中央的意见书,建议中央推动武汉国民政府令北伐军东征讨蒋。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不多,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的大屠杀,引起了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如能按恩来意见,慎密组织,采取行动,当能给蒋介石以致命打击。可惜这个意见未被有关各方重视,中国革命再次失去了胜利的机会。

  (三)

  1927年5月,我与恩来由上海同赴武汉。7月上旬,汪精卫、蒋介石合作反共的阴谋已经十分明显。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了再也混不下去的地步。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被停职,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恩来是5名常委之一。7月中旬,在一次中央常委会议后,恩来回军委连夜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5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据此,结合当前的形势,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恩来说,为使起义能顺利进行,做好准备工作很重要,决定由贺昌、颜昌颐同志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先到九江做起义的准备工作,通知部队中连以上党员干部,做好起义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什么时候行动,要等中央最后通知。他说话时态度严肃,语调坚定,给人以强烈的紧迫感。

  根据指示,我们迅速赶到九江,先向叶挺、贺龙同志部队中的连以上党员干部作了传达,他们随即开赴南昌。我们又向其他有关的党员干部作了传达。7月26日,恩来到达九江,对我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由他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起义总责。他交代我设法在马回岭地区把第25师部队拉出来参加起义,他本人则先到南昌,以叶、贺两部为骨干组织起义。因为当时很难沟通电讯联系,他约定,事成后从南昌立即发一列空车皮来,我们就把拉出来的部队和辎重装上,开赴南昌。在恩来等领导下,8月1日南昌起义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带领第25师的73、75两个团和74团侦察连,按计划于8月2日赶到南昌。我们把第25师的基本部队拉了出来,恩来是满意的。他说,你们的行动很成功,原来没有想到会这样顺利。

  南昌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一路上与钱大钧、黄绍竑、薛岳等军阀部队打了几仗,其中最激烈的是第一次会昌战斗和后来的汤坑战斗,敌我伤亡都很大。南下途中的三河坝分兵,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第25师留在三河坝,分散了兵力,使起义军在潮汕地区遭受了严重挫折。后来,24师余部由董朗同志率领转到了东江,25师余部由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经闽南、粤北转战到了湘南。汤坑受挫后,我和叶挺赶到流沙,找到革命委员会,见到了恩来。他当时正在发高烧,昏迷中,仍在高喊“冲啊!冲啊!”他那高昂的革命精神实在感人。我们正在开会,敌人冲来,把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冲散了。恩来病重,我和叶挺两人只有一支手枪,紧紧护卫着他。我们不会讲当地话,又不熟悉情况,我找到杨石魂同志,要他一定负责,护送我们去香港。杨石魂找来一付担架抬恩来,先把我们隐蔽在老乡家里,后来又找到一条小船,恩来、叶挺和我,就由杨石魂护送到了香港。

  南昌起义最后失败了,这里面有历史的和主客观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恩来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中,有坚定的武装斗争思想,向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勇敢地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这是很宝贵的。南下途中某些指挥上的失误和三河坝分兵,主要的责任不在他,事后他向中央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这种精神同样是十分可贵的。

  (四)

  1928年到1931年,我从事了4年艰险异常的白区斗争,又数度在恩来领导下工作,有几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1928年初,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李立三同志错误地处分了大批参加起义领导工作的同志,引起大家强烈不满。三四月间,恩来代表中央到香港重新作结论,实事求是地从主客观方面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做法,得到同志们拥护,我也是衷心赞同的。他在香港时,我给他看了一张剪报,上面有周文雍、陈铁军同志在敌人屠刀面前,举行“刑场上的婚礼”,然后英勇就义的消息和照片。恩来深情地说,他跟我有同感,他与两位烈士也熟悉,烈士的事迹确实催人泪下,他们是共产党人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典范。对烈士的哀思,使我们相对默默。4月间,我和张瑞华结婚,恩来专程到我们住所表示祝贺。

  1930年初,我由香港调天津顺直省委任组织部长,途经上海受领任务,又见到了恩来,他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恩来告诉我,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决定以调动工作的方式,免除张的职务,所以,你和贺昌去后的主要任务是夺他的权,但要注意不动声色,以免打草惊蛇。我们遵照指示,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30年5月,我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恩来当时正在苏联。8月,他回到上海,立即为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而紧张地工作。不久,我又调军委作恩来的助手。9月下旬,他与瞿秋白同志一起,主持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作出决议,批评了李立三要组织全国总起义,以及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列席了这次会议。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

  1931年4月,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严重事件。我得悉钱壮飞同志报告的消息后,深知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特科是党中央的安全保卫机关,顾顺章几乎知道中央机关和负责人住址等全部情况。他的叛变,使中央领导机关面临遭受毁灭性破坏的威胁。恩来是顾顺章要加害的首要目标,于是我火速奔赴恩来住处,想向他报告和商定对策。恩来不在,我见到了邓颖超同志,把情况告诉了她,要她带上必须带而又能够带的东西,立即离开住处,越快越好,我到别处继续找恩来。当天,恩来与陈云同志商定了对策,就领导军委和特科的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几位同志,分工负责,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机关和负责同志的住处都搬了家。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顾顺章指引特务来上海搜捕时,一一补空。陈赓同志是特科反间谍工作的负责人,平时就是恩来的得力助手,这次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处理顾顺章事件,再次表现了恩来沉着镇静,临危不惧的品德和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

  1931年春天,我们陆续发现各苏区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到处在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所谓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大家议论,各地红军在不断打胜仗,如果内部真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些胜利的取得,就不可想象,也是不合逻辑的。1931年夏天,欧阳钦同志到中央苏区了解情况,回来汇报了那里肃反扩大化的事例,大家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们向恩来作了汇报。他同意大家的看法,并向中央写信,建议予以纠正。中央接受了恩来的意见,通知各苏区注意。此后,各地逐步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2年1月,恩来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对中央苏区在这方面的错误,再次提出了批评。恩来善于听取意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由此可见。

  在我党历史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起了恙键性作用。会后,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此后,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具体化为周密的军事部署,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

  战争年代,我又数度在恩来领导下工作。全国解放后,我抓科学技术,抓突破“两弹”的工作。这方面,在毛泽东同志的决策下,恩来直接领导,他坚决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国的导弹、原子弹,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所以能够迅速研制出来,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恩来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公认,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50多年来,我耳闻目睹,恩来的革命品德,感人至深。他无限忠于革命事业,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夜以继日,不顾疲劳,不顾安危,兢兢业业地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功盖日月,但从不居功自傲,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总是谦虚豁达,从善如流。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既讲策略,原则又十分坚定。恩来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无论国际国内,许许多多复杂棘手的重大问题,艰险异常的困难环境,他都能应付自如,处理得恰到好处,深受国内外政界领袖人物的好评,甚至连许多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对他的才华赞叹不已。他善于团结同志,热情关怀,从不粗暴待人,与他接触,大家都倍感亲切,受到衷心拥戴,成为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

  恩来这许多难能可贵的优秀品德,实堪为人师表。我们纪念恩来诞辰90周年,最主要的是要学习他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本文摘自《不尽的思念》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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