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全国解放后，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我在中央财经计划局工作期间，有幸参与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编制和赴苏谈判工作，亲身感受到周恩来同志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平易近人、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优良工作作风。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仅借个人经历，对周恩来总理在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活动，做一简要回顾，以此纪念这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杰出组织者和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

　　1951年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在22个月（即1951～1952年）的时间内完成试编工作。经周恩来同志提议，成立了一个6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小组成员有：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助文。当时，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全面主持我国的内政外交工作，陈云同志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同志任副主任，聂荣臻同志任代总参谋长，我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1952年5月，抗美援朝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党中央根据中财委提出的建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并积极组织力量着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中央指出，今后的五年，即1953～1957年，是我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根据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意见，明确五年建设的方针为：（1）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重工业优先建设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轻工业优先发展纺织、造纸和制药工业。（2）工业的建设速度，在可能的条件下，力求迅速发展。（3）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东北及上海原有工业基地的作用，继续培养与利用已有工业基础与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工业基地创造条件。（4）铁路建设以沟通西南、西北和中南为主要任务，以适应在国防安全条件下，长期建设的需要。当时，中财委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指导思想是：（1）经济建设要确实保证重点。（2）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要按实际需要和财力、物力、人力条件的可能进行安排，并且配套建设。（3）第一个五年计划应同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衔接。1952年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这个计划轮廓（草案），实际上只有国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铁路运输、重大水利工程是直接计划，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间接计划，也就是说直接计划在“一五”计划中大约只占40％左右。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以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尽管比较粗略，但做为我国第一个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雏形，不仅为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援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项目提供了基本依据，而且也为我国即将展开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勾画出一幅宏伟的蓝图。

　　1952年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同志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组成代表团的团员有王鹤寿、吕东、陈郁、宋劭文、柴树藩、罗瑞卿、邱创成、刘亚楼等，工作人员有沈鸿、钱志道、钱应做、郑汉涛、李苏、袁宝华、陈平等。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政府很多部，如工业、农业、林业、军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因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民航飞机，苏联政府特意派遣了三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专供接载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机途经依尔库茨克和新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去依尔库茨克的路上，我和周总理同乘一架军用飞机，飞机很小，只能乘坐5、6个人，同机的还有装甲兵副司令员邱创成、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等几位同志。飞机一起飞，罗舜初就掏出刮胡刀刮胡子，我好奇地问他：“一会就到达目的地了，你急着刮胡子干啥？”罗舜初回答说：“我这胡子长得很快，一天不刮都不行！”当时我半信半疑地又追问了一句：“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这时周总理接过话题，亲切地插话：“是的，我的胡子也是那样！”我这才信服地点了点头。一路上，总理与大家谈笑风生，我们无拘无束，机舱里的气氛十分融洽。代表团在依尔库茨克住了一夜，第二天换乘飞机，继续赶路。离开宾馆时，周总理按照以往的习惯，与宾馆服务人员一一握手告别，感谢他们向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供的热情周到的服务。这些服务人员很受感动，他们没有料想到中国的总理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通情达理、和蔼可亲的人。

　　周总理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重大事情，事必躬亲。抵达莫斯科以后，总理又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详细地重新审阅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都圈圈点点做了改正。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总理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周总理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下榻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餐厅服务员给总理送来一瓶白兰地酒。周总理亲自斟满两杯，站起身走到一天前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并微笑着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经周总理简单自然的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大家深为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到莫斯科后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招待了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维辛斯基（当时的苏联外长）代表斯大林起立敬酒。散席后，斯大林陪同周总理看了电影，边漫谈，边吃糕点水果，晚宴举行了约3个小时。其后，苏方安排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汽车制造厂，乘船游览了伏尔加--顿河运河，到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每到一地，周总理都向陪同人员很详细地询问了有关生产和建设情况。我们所到之处，仍然能够看到战争遗留下来的废墟和痕迹。9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同志，就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问题，谈了三点意见：（1）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2）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3）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斯大林的意见，实际上表达了苏联政府援助我国“一五”计划的总方针。现在看来，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我封锁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再加上苏联还从来没有搞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外援助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对我国的援助，确实是尽了努力的。

　　9月底，周恩来和陈云同志先期回国，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政府谈判。离开苏联以前，周总理亲自将他经手办理的与苏方往来的有关文件逐一清点，移交给富春同志的秘书吴俊扬同志。苏联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转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负责。苏联国家计委极为重视，曾组织人员，集中力量，着重审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要求援助的项目。中国代表团团员则分头向苏联有关部、局介绍情况，交换意见。苏联方面，详细地审查了全部的地质资料，为此，总理和陈云同志于1952年10~11月间特地派遣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同志到莫斯科接受咨询，并再度让柴树藩同志到莫斯科协助沈鸿等同志参与谈判。1952年冬季，富春同志去海滨疗养期间，由我负责收集中苏双方会谈情况，向富春汇报，并转达他的意见。当时还成立了以李富春、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外贸部代理部长和总顾问五人组成的中心组，负责审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的问题。中苏双方进行过多次小组会谈和高级磋商，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予以落实，凡是重大问题富春同志都直接打电报请示党中央。每次周总理都仔细地阅读这些电报，并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及时做出答复。

　　1953年3月8日，周恩来专程赶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周总理利用工作间隙，抽出时间，听取了富春同志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和意见。总理听得非常认真，亲自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3月中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会同卡冈诺维奇、科西钦科、郭维尔等人，两次约见李富春，中方陪见的有我和袁宝华。米高扬代表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提出了如下意见：（1）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原定每年递增20％，但由于建设时期与恢复时期情况不同，速度定高了，摊子就铺得很大，力量分散。因此，计划每年递增 14％或 15％就可以了。（2）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自己的专家和地质资料。这两项工作，必须做在其他工作之前。苏联的帮助可以减轻中国建设的负担，但毕竟很多工作要中国自己去做。设备不能完全依赖进口，能生产的要自己生产，这样，既可节省资金，又培养了技术力量。（3）中国“一五”计划，需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手工业是增加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积累的来源之一。（4）要注意考虑农业。过去三年，中国实行土改，农业收获很大。但今后这样的重要条件没有了，就要另想办法保证农业的继续发展。要保证肥料，注意发展城乡交流。（5）铁路建设意义重大。（6）五年计划在财政、金融、商品流通方面，还要花力量研究，因计划缺少财政和物资平衡。

　　4月初，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同米高扬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派我和钱志道回国汇报，请中央对“一五”建设方针、规模及苏联援助总协定主要内容作指示。

　　4月中旬，我奉命回国。一天，周总理约我晚上10点钟汇报。到总理办公室以后，因总理正忙于处理公务，一时抽不出身来，我就在外边等候，与总理办公室的李琦、刘昂、马列、许明等同志漫谈。一直等到晚上12点，总理办完手上的急事，才叫我进去汇报。他详细询问了苏联方面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全部意见，并问道：“去苏联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我回答说：“这是因为苏联方面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国地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设计、设备分交、技术人员的培训等计划内容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间。”总理说：“是啊！确定100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期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总理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晰，我将我们绘制的七八幅我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交给总理，他看了以后很高兴。从图上可以对建设项目的厂址选择、投资规模、开工日期、施工进度、交付日期、生产能力等参数，一目了然。图表表明，我们的建设进度和投资安排，是逐年根据实际可能逐步地增长，而不是集中在几年内跳跃式地增长。后来陈云同志看了这些曲线图，也非常满意。汇报时，我还讲了请苏联专家给中国政府代表团讲课的一些情况。周总理对苏联经济专家讲的一段话很感兴趣，让我重复了两遍。这段话是：“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周总理很赞赏这几个观点，认为应以这些观点指导我们今后的经济工作。我还向总理汇报了苏联计委管综合的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总理对这句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种观点运用在我国建设实践中，并在“一五”时期形成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一种指导思想，即：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最后，我们还谈到偿还苏联援助的方式和费用问题，总理意见：待找有关部门计算、商量并报中央审批后，再作答复。过了两天，我又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中央表示同意苏联政府对我国“一五”计划所提建议，赞成苏联援助项目清单中砍掉的三类项目：（1）没有地质资料的；（2）中国自己办得了的；（3）过几年才能办的。同意《协定（草案）》拟定的偿还援助费用的方式和数量；并授权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随后，我即带着中央写给富春同志的复信，返回了莫斯科。

　　《协定（草案）》经中央批准后，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简称“5·15”协定）。中国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历时8个多月，取得了圆满成功。根据协议，1953年至1959年，苏联将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我国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接受我国政府的请求，又追加援助15个项目。这样三批加在一起，“一五”期间，苏联援助我国总共156个重点项目（简称156项）。这些项目包括：6个大型钢铁联合厂，14个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厂，32个机器制造厂，18个动力及电力机器设备制造厂，26个国防工厂，23个煤矿，22个电站，1个炼油厂，3个制药厂，1个造纸厂。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每年接受我国1000名实习生（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培训，并向我国派出5个专家组、200名设计专家、50名地质专家，帮助建设。苏联负责提供生产各项产品所需的制造特许权及技术资料，承担70—80％的设计工作，供应占总价值50—70％的设备。中国方面，负责20—30％的设计工作，承担价值30—50％的设备制造，包括项目配套所需的辅助性的半制成品和成品材料。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是在缺乏经验和统计资料的情况下，根据毛泽东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示精神，在周恩来直接领导，陈云、李富春的具体指导和苏联的帮助下，编制成功的。这一工作从开始时的六人小组领导，转为后来的八人小组（1954年4月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领导。经过反复酝酿，前后数易其稿，费时4年（1951年2月试编至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边建、边改、边学”，终于编成，并付诸实施。由于计划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实行了决策的民主化，施工的程序化，经过严密组织，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全面提前超额完成；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有135个项目已经施工建设，有68个项目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我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的制造等。我国中部地区，建立起一大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化工和军工企业，构成了我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至今，这些重点企业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我国“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为我国打下了一个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五”期间，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五”建设的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至今仍然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借鉴的地方。

　　今天，当我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我们这些参加过“一五”建设的老同志，非常怀念敬爱的周总理领导我们制定和完成“一五”计划的难忘岁月，永远缅怀和铭记周总理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新中国工业基础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