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首页人民网首页|频道首页|网站地图
领袖人物纪念馆>>周恩来纪念网

“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古耕虞

2018年04月04日14:59    来源:人民网

  (一)

  我与周恩来同志交往,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在重庆,常常邀请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在四川著名的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特园”聚会,有时也邀请一些民族工商业家谈话。我是猪鬃出口商,又是全国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许涤新,常到我经营的四川畜产公司向我了解抗战期间出口方面的情况,有时交换一些有关战时经济问题的意见。我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由许涤新代为邀请的。会见的地点就在“特园”。

  猪鬃与蚕丝、茶叶、桐油等都是我国传统的、重要的出口物资。猪鬃的主要用途是制刷。除了制作牙刷、衣刷、须刷等生活用刷外,三英寸以上的长鬃,一般都用以制作工业用刷。抗战以前,西方工业国家所需要的猪鬃,几乎全部由中国供应。美国历来是销售中国猪鬃的最大市场。战前,销售到美国市场去的猪鬃占中国出口总金额约百分之八十,其余百分之二十销售到西欧市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军需,美国政府把猪鬃列入战略物资A类,与军火等同,并颁布“M51号猪鬃限制法令”,规定三英寸以上的长鬃,全部供应海陆空军所需,严格限制民需消费。美、英、苏三国还在华盛顿成立机构,负责协商如何向中国取得猪鬃、如何分配。当时美国政府还曾派一位“特使”到重庆,表示事关战争胜负,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供应。

  抗战初期,中国大陆沿海港口相继沦陷敌手;内地对外的陆路交通,包括滇缅路、滇越路等也相继断绝。美国为此开辟了中印航线,把驻华美军的军需,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或宜宾,然后又利用回航的飞机运输猪鬃回国。这条航线要飞越海拔一万五千多英尺的喜马拉雅驼峰,其高度要比当时飞机通常飞行的高一倍,而且往往会碰到狂暴的气流,使飞机破裂,常常有百分之四五的飞机会出毛病。这些都说明美国不惜用航空员的生命来换取中国的猪鬃。

  对中国来说,猪鬃出口不仅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货的物资。(当时称为易货偿债)。周恩来同志一度关心桐油,后来因内地对外陆路交通断绝,桐油体积大,无法外运,所以他转而关心猪鬃。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与周恩志同志相识的。

  (二)

  抗战时期,周恩来给我的最深的印象是他坚持民族团结,一致抗日。当时国民党官僚资本借抗战名义,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实行所谓统购统销。其中特别是猪鬃,因系战略物资,出口利润大得惊人,以1944年价格为例,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按牌价每箱只有法币5万元,而在昆明或宜宾一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的价格竟高达67万元(折合黄金官价计算)相差达十多倍之巨。这实际上是官僚资本凭政治特权残酷剥削工人、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同时也是与民营企业争夺暴利。这些情况,周恩来是了解的,同时也是十分愤慨的。因而他每次与我谈话时,总是一方面倾听我的意见,指出国民党的腐败与官僚资本掠夺人民的真相;同时指出这种掠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譬如桐油,早已不能出口,而国民党还在实施“统购统销”,实际上是统而不购,结果不仅使桐油商无法生存,而且摧残了桐油生产,大批桐树被砍伐了,舆论为之哗然。但是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指出,猪鬃是美、英、苏等盟国急需的战略物资,美国人甚至认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有关,为了促使国民党能继续抗战,应当保持政府必要的外汇收入。因此,他与我谈话时,强调对于国民党种种不合理的、阻碍生产发展的措施,必须改进,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润,但又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要支援抗战。他还说,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还要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他勉励工商业家要有远见。他的这些开导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早在30年代初期,我就垄断了以重庆为集散中心的西南诸省猪鬃的出口。即使在抗战中间,国民党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我的公司供应给官僚资本企业的猪鬃,仍占其全部收购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我当然反对这种不顾民间疾苦的官方垄断,尤其是因为它限制了我的发展。尽管抗战期中我与官僚资本作过各种各样的斗争,但这是为了防止官僚资本吞噬我这个赚大钱的企业,不是为了其他。我的基本态度是遵守国民党在出口贸易上的法令和措施。这也就是说,我是支援抗战的。

  我的这个态度与周恩来对我的开导有关。

  (三)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发动内战,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我对同国民党、共产党关系态度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不偏不倚;(二)“一推一拉”,即国民党把我向外推,共产党把我向里拉;(三)拿定主意投向共产党。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在国共斗争胜负未分之前,我是走中间路线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不关心政治,也不是说我不认识谁得民心,谁失民心。我是个实业家,我不关心政治,就不能作出经营决策,这个道理浅而易见。抗战以前,我就开始觉察到民族资本要生存、发展,必须反帝爱国。

  中国资本家不会喜欢“共产”,但却喜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资本家是要剥削劳动人民的,但在反帝爱国上,却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要求,因为两者在这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断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与之合作,共同组成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我想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反对官僚资本,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政策已经十分明确了,不论周恩来同我的谈话,或《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都一再阐述这个政策。同时也由于上述我的一些认识,因而对中国共产党既不陌生,也不害怕。所谓“不偏不倚”,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生意人做生意的手段。尤其象我这样一个垄断了西南诸省广大地区的猪鬃出口商,更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否则我就不能在国民党统治下经营企业。然而我心中是有数的,中国民族资本要生存,要发展,真正的出路,是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反帝爱国运动和民主革命的胜利,第二条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每次与周恩来见面,听他谈话,都倍感亲切。

  (四)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其间经过的历程是十分曲折的。所谓“一推一拉”,就是这个曲折历程的反映。具体到我来说,国民党把我向外“推”,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先后动手的;而共产党把我向里“拉”,其代表人就是周恩来。

  太平洋战争胜利前夕,各盟国的工商界、商会,实际上也是政府,准备举行一次世界经济会议,讨论战后经济和国际贸易等问题,邀请有关各国商会派代表参加。由于我是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王晓籁主持的全国总商会选上了我,而且是选出的10个代表中得票最多的,贸易委员会和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彭学沛也都支持我,要我当代表团的团长。

  恰巧,当时的中国经济学会也在开始研究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这个学会的总干事是冀朝鼎,我们成了朋友,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孔祥熙的红人,是代表孔祥熙的,解放以后,我才知道冀朝鼎是共产党员。

  战后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建设,事关国策,讨论时分成两派,争论得相当激烈。其中有一派是多数(我称之为主流),主张战后建设要靠美国贷款,美元对法币的汇率宜低不宜高。这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反映着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见。我是属于少数派的,代表进出口商反对这个意见。我说,把美元的汇价作低了,就会冲击民族工商业,同时也会影响中国商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能力。战后建设,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贷款上,那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扩大出口。

  那次与会的大多是经济学家,有国民党的,也有共产党的。我的这番话,共产党人听了替我鼓掌,国民党人听了就很不高兴了。

  这件事情给蒋介石知道了。当出席世界经济会议的代表团名单报到委员长侍从室时,蒋委员长看到代表中有古耕虞,在我的名字下批了四个字:“宁缺勿滥”。于是我的代表资格就被取消了,还迫使我辞去了进出口贸易协会总干事和其他团体的职务。甚至当时四川畜产公司的董事长吴晋航正被选为重庆市参议员,也因此被迫辞职。

  日本投降仅仅几天,重庆就传出内战即将爆发的消息。当时,《商务日报》和《新华日报》的记者来访问我,要我对时局发表谈话。我随即表示,抗战8年,人民已经受够了痛苦,今天他们一致要求安定,决不许打内战。就在那次谈话以后一两天,《新华日报》的负责人潘梓年约我在特国吃饭。我应约而去,在座的有周恩来、许涤新、潘梓年和中共代表团的其他几位负责人。客人只有我一个。那次周恩来与我谈话的时间较长,首先问我对时局怎样看。我对他说:“我对政治兴趣不大。我认为内战不能打,建国要靠自己。从我内心说,大哥不能打小兄弟,你们打起仗来,我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坚决反对内战。”

  周恩来听了后对我说:“和平与民主,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抗战胜利后,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建国。为了求得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逐步撤退在一些地区的抗日军队,但国民党军队要停止向解放区前进。希望民间团体和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共同建国。”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了一次历史性的、与民族工商业者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演讲,题为《当前经济大势》。他说,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业界应推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草;我们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我们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只有忠实于事实,才是忠实于真理,等等,都是在那次演讲中提出来的。

  周恩来那次演讲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至今难忘。在1945年11月4日我向《商务日报》记者谈话时,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并盼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我说:“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站在老百姓的立场,看中国今天内战的情形,不是你说我打你,或者说你打我的问题,打架单是一方面是打不起来的,要说不对,双方都不对,责任双方都要负的。今天本是国家新生的机会,国家光明的前途,人民生存的幸福,不能给两党这样毁灭。政党既是代表人民,不管国民党代表各阶层也好,共产党代表农人、工人也好,今天中国人民所一致要求的是安定。只有安定,商人才能做生意,农人才能种田,工人才有工做。因此今天要尊重人民的意志,无论哪个政党,违背工商界的要求,都要失败的。”

  我的那次谈话当然考虑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自己的利益和处境。从表面上看,我的谈话还是“不偏不倚”的。所谓“老百姓的立场”,实际上是生意人的立场。我要求和平建国,反对内战,无非是为了要做生意。然而正是这个立场,使我在客观上与共产党保持了政治上的一致。而正由于这个一致,共产党看我是好人,蒋介石看我是坏透了。

  这是抗战胜利前后的“推”和“拉”。到了1948年秋,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已如“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面临彻底崩溃的局面,其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当时,在我看来,国民党的“推”,不只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了。

  1948年,中国出口的猪鬃供应着世界市场需要量的百分之九十七到九十八。这也就是说,已经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出口水平。济南解放后两个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再过一个月,即1949年1月,天津完全解放,北平也随之停止抵抗。天津解放之后,海口一度封闭,国际市场鬃价顿时暴涨了百分之五十。我作为猪鬃出口商,离不开猪鬃,也就离不开我的故国。猪鬃既象征我的财富,又象征我的事业。我热爱自己的事业,就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失去祖国也就是失去了我的一切。济南解放时,有一位叫蒋汉杰的登门来访。我们是在抗战以前就认识的。他告诉我,他开设的合中公司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企业,现在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苏北的猪鬃不能运到上海出口,东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大批猪鬃也只能运到香港。而香港的洋行不经营猪鬃,卖不出去,他希望我在香港设公司,既可帮助共产党,又可做一笔大生意。我欣然同意,撤销总经理驻沪办事处,把业务指挥机构移至香港,并指令其他各地分公司的人员、货物一律暂时不动,等候解放;如果同重庆总公司失去联系,就同香港公司联系。

  1948年冬,我到香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共产党。到香港的第二天,我碰到了夏衍和阳翰笙。夏衍拉我到一家俄国小饭店里吃便宜的罗宋大菜,我问到在港的中共组织,知道当时联系政治方面的是潘汉年,联系文化界的是他们,联系经济界的是许涤新。隔一天,许涤新就亲自来找我谈猪鬃问题。我表示天津眼看就要解放,四川畜产公司在天津有一大批人,我来香港是为了准备恢复东北和华北的猪鬃出口业务的。

  会见了许涤新之后,我把与共产党接头的经过秘密地报告了董事会,并通知各地分公司的职员不得擅离职守,等候解放。香港的公司很快成立了。我立即着手解决运输问题,贷了一笔款项给一家公司,先后租了10艘1万吨级的外国轮船,突破蒋介石的海上封锁线,把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猪鬃和其他出口物资运到香港来。从1948年底到1950年,各解放区输出的猪鬃,都是由我先付钱、后来货。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还没有开展,国内需要的进口物资没有外汇支付。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帝国主义封锁中国海岸,实行禁运,当时我在香港,一方面把解放区的猪鬃输向美国和西欧,一方面为新中国的政府在国外购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为新中国作了些贡献。

  (五)

  1949年9月,几乎是在人民政协会议举行的同时,我在香港接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通知,邀请我出席一次全国性的猪鬃会议。当时我已经与新中国的东北猪鬃公司签了合约,作为该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长叶季壮想请我赴东北整理当地的猪鬃工厂。接到通知后我决定启程到京赴会,但抵达时已在开国大典之后了。到京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通知我说,周总理在一二天内接见你。10月4日,即新中国开国之后三天,徐冰陪我到中南海周总理的家。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没有见过周总理。阔别四载,总理很亲切地接待我。在座的只有三个人,总理、乔冠华和我。叙旧以后,总理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今天时间不多,不能畅谈。请你先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么样?不要急于表态,你可以先考虑。”总理还说,抗战时,我们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生意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我当时表示可以接受这个任务,但希望总理给我一些条件,我参加中国猪鬃公司工作之后,现在的四川畜产公司和公司的一批人怎么办?总理问我,你说怎么办?我回答说,“我想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总理听了,对我说,这事要从长计议,我还没有考虑这么多,以后由主管部门具体研究再定。但我还是想请你先把猪鬃公司的事情定下来,以便我通知中央贸易部长叶季壮。

  傍晚时,总理请我和几位别的客人一起吃晚饭,饭后又请乔冠华通知我留下,总理还要同我谈话。等到别的客人离开,已经夜深了。继续谈话时,周总理又一次向我提出全权负责猪鬃公司的事。从内心讲,我还是有顾虑,主要是对共产党还不十分了解,一个资本家怎么能领导同业的共产党人?我虽是按周总理讲的,可以做主,但这样的大事还是要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长会才能定下来。所以我向总理表态说,我是愿为人民服务的,但由于我经营的不仅是猪鬃,还有土畜产,品种多,销路广,需要先到各地看看再定下来。总理勉励我要把这事情办好。我最后回答总理:“我一定努力办好。但你要答应我先出去看一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向你汇报后再定。至于我个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了,请总理先转告叶季壮部长。”

  我向总理告辞时,已是第二天清晨四时了。

  以后几十年,我经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周总理提出要把猪鬃事业全权交我负责时,我简直像四川人说的“小孩放火炮--又爱又怕”!过去,我虽然垄断了全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猪鬃出口,但现在周总理说的是“全权”,这意味着百分之百。尽管这百分之百,不再是我个人垄断,也不再是为我个人发财,但多少年来,我想在猪鬃行业上“执牛耳”的愿望却完全实现了。周总理亲自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我,我怎么能不欢喜!士为知己者用,我感到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在谈话时,我思想上非常清楚,共产党是一定要搞社会主义的。就象春天一定要生发花木,天空一定会升起太阳一样。解放以后,新中国决不会再存在垄断资本家,何况,对外贸易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因而,当周总理与我谈话时,摆在我面前的,实际上只有两条路可走。1949年结账时,公司有900万美元资金,2700万美元银行往来。国内资产,除厂房、办公楼、汽车等外,尚有大批猪鬃和各种畜产品,值很多钱。这样,除了公司的财产不计,我个人拥有的财富,足足有100万美元,一个地道的百万富翁。我可以到纽约去当寓公,过优裕安乐的生活,即使我今后什么生意都不做,这笔钱也足够我一辈子花费而绰绰有余。如果我暂时还不想当寓公,也可以继续留在香港,象前两年那样,做共产党的往来户,为共产党在国外推销猪鬃,与共产党平分秋色。但是,这条路我不想走。我知道我的根子在祖国。远适异国,昔人所悲。我为什么放着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却去仰外国人的鼻息?!至于当“往来户”那是权宜之计,不是根本办法。新中国亟待建设,周恩来总理这样器重我,委之以全国猪鬃经营的全权,我为什么不接受?!我想到了周总理在抗战时期开导过我的民族资本家要有远见。唐人张九龄有诗云:“一枝何足贵,怜是故园春”。应该爱怜的是祖国的春天。诚然,我手中有条柳枝,但这条柳枝比起新中国锦绣江山,满园春色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我选择了另一条路,那就是与共产党合作,为共产党所用。我的企业机构、资金是现成的,人才是现成的,外销关系是现成的,“虎牌”商标在欧美市场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在银行和同业之间信誉很好,如果我主动抛出去,人民政府一定会欢迎,会接受,会利用。因此,当我向周总理表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时,事先是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的。那年我45岁。我不是轻率作出这个抉择的。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出发,这样做,对国家、对企业、对股东、对职工,以及对我自己都有利。

  (六)

  不过,当时我只是同人民政府签订了协议,把四川畜产公司改为国营公司的组成部分,受国营公司领导,并接受委托在香港担任外销业务。这也就是说,四川畜产公司与国营猪鬃公司(后改为中国畜产公司)已经由过去的往来户关系,变为组织关系。我也没有立即就任国营公司的总经理,而是奉命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同时从美国进口我国所需要的物资,如重型卡车轮胎、五金机械、橡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国,猪鬃出口就直线上升,超过了旧中国出口的任何一年。它使我看到了,统一的新中国,在经济上有多么大的潜力!

  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后,杜鲁门下令冻结中国大陆在美资金。当时,四川畜产公司在美资金达500多万美元,如果加上国内其他公司委托的输美物资,合资达700多万美元,比上海储蓄银行在美的资金还多,约占当时中国大陆全部在美资金总额的十分之一弱。这笔资金也被冻结了,而且被指定为“特别冻结户”,非经美国总统批准,不准解冻。所谓“特别冻结”,是因为四川畜产公司有“特殊嫌疑”。美国的猪鬃进口商和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不相信一家私营公司能从中共手中搞到这么大量的猪鬃。他们估计香港的四川畜产公司是与中共合作的。

  幸而我事先向有关同志请教,未雨绸缪,以防万一。当时我的直系亲属都在香港或美国,没有一个在大陆;香港公司的股份,百分之八十归在我名下,其余股东(实际上是公司职工)也都在香港,内地的机构,已经全部转让给国营企业,由英国驻上海、重庆总领事馆作了公证(当时英国已与我国建交,并且是美国在华权益的代理国);加上公司内一些深惜美国法律、财政、金融的高级职员共同努力,通过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反复交涉,终于使美国政府同意解冻了。

  解冻那笔资金,开始许多人都认为可能性很小。有的领导同志劝我,所谓“特殊嫌疑”是讲不清楚的,“人比钱重要,不要勉强再办”。但后来毕竟解冻了,于是有人说这是“古耕虞生平奇迹”。其实,发生这个“奇迹”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急需军用猪鬃。美国商务处对敌贸易处在市场上来回调查,了解到世界上能供应如此大量军用猪鬃的只有古耕虞,其他任何鬃商都没有这个能力。而我的在美资金被冻结着,活动不了。因此,美国政府同意解冻我的在美资金,说穿了是为了他要从中共手中搞到猪鬃。

  当时,猪鬃输美,为的是换回我国所需要的重要物资。这是交战双方各取所需的公平交易。同“难忘的1950年”一样,是战争凑成的,并非什么“奇迹”。

  解冻以后,我把款项全部汇回国内,并把在香港的子女也送回北京来上学,让他们可以亲身体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后来,有关部门来向我了解在美资金解冻经过,我写了一封信,报告我在港、在美的工作情况,并阐述了我与周总理交往的经过,尤其是周总理对我的关怀与信任。我以深切的感激之情,在信上说:“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1955年,我国政府逐步把猪鬃出口的重心由香港移到北京,并把我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畜产公司经理,主持业务。我成为一个新中国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不再是一个资本家了,这是党的统战工作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同周恩来对我的引导和启发是分不开的。

  (王慧章整理)

  《不尽的思念》

(责编:唐璐、张鑫)

光辉一生

全党楷模

周恩来纪念场馆

国内纪念地 海外纪念地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 巴基斯坦周恩来路 巴黎花神咖啡馆 朝鲜咸兴周恩来铜像 德国柏林联邦大道 日本岚山诗碑 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