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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精神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胡康民

2018年02月12日14:43    来源:人民网

  周恩来精神博大精深,高尚优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学术界把“周恩来精神”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进行了多方面、深层次的讨论,得到广泛的认同。

  什么是周恩来精神?笔者以为,周恩来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马克思主义革命人生观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在周恩来身上体现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史上产生周恩来这样的伟人和周恩来精神这样的境界,不是偶然的。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唤。我们要从历史上探求这种规律,培养更多具有周恩来精神的人,这对提高全党全民族的素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振兴中华,再创辉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周恩来精神体现在他的革命业绩中

  首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周恩来是一位革命家,而不是一位道德家;是一位革命伟人,而不是一位谦谦君子。他的伟大精神和高尚品德是在近6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养成,并服务于革命事业,而不是一个道德家的自我完善。这是周恩来精神最本质的特征。 周恩来精神主要体现在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建立的伟大业绩中。

  第一,他是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前驱者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献身革命,寻求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他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通向人民共和国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他历经风险,艰苦创业,坚持必胜的信心,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多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成功地处理了许多最困难的问题。在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果断地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他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指导各地恢复党的组织,发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他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走上全党全军的领导岗位;他协助和推动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并取得胜利;他全面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赢得了最后胜利。

  第二,他是连任26年的开国总理。

  在这个岗位上,他朝乾夕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极不平静的26年,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又遭受了严重挫折。周恩来既在胜利进展中见精神,更在面临困境中见精神。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和许多同志一起苦心孤诣,撑持危局,避免了全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彻底崩溃,终于渡过难关,迎来转机。

  第三,他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在他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在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新中国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孤立,空前提高了国际地位,争取了朋友,赢得了尊敬。中华民族从此洗雪了百年耻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的外交风格是在他亲自带领下形成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战线上的骨干是在他的亲自培养下成长的。这个影响直至今日,必将更为久远。

  第四,他是党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领导集体得以形成的重要推动者。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全都遭到严重迫害或受到冲击。周恩来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尽力给予了保护、推荐和支持,使许多人得以保全,给他们复出和施展才能创造了条件。没有这样一个基本条件,其后果很难想像。可以说,能够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一代的领导集体,是周恩来最后一个最基本的心愿。他为之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得到实现。

  应该指出,周恩来的业绩,主要是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共同实现的。周恩来本人就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贯穿周恩来一生的伟大业绩中,最杰出最具有他个人特色的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他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的巨大作用。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周恩来不仅是在日常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始终从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维护党的团结。他在党内不争权,不争位,不争意气,委屈忍让,顾全大局。当他犯有错误的时候,他坦然认错,承担责任,坚决改正。而更多的情况是在他蒙受委屈的时候,能忍辱负重,一心为党。1930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他和瞿秋白主持纠正了立三主义错误,同时也团结了同志。这本来是正确的,但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周恩来和瞿秋白被批成“调和主义”,让王明上台,周恩来抵制无效。国际代表米夫说,既要打周恩来的屁股,又要强迫他工作。此时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混乱,罗章龙另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党面临分裂危险。周恩来忧心如焚,他为大局着想,仍然积极工作,说服同志,服从决议,维护了团结,避免了分裂。1943年,延安整风,周恩来联系实际,对过去的错误,作自我批评,这本来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却受到过火的、不公正的指责和批评。周恩来严于律己、不予计较,积极参加整风运动,实现了全党空前的大团结。至于解放后,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次数就更多。周恩来是一个代表,代表了党内大多数同志这种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精神,并在党内形成了优良传统。这才使得我党历经波折而能有今天这样巩固的局面。

  二是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上的巨大建树

  在中国现代史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经历了四次涉及全局,阵营广大,影响深远的统一战线:大革命时期,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特点的反帝反军阀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在第一次统一战线中,周恩来是积极参加者,是一名前锋;在后三次统一战线中,他则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是第一线的主将。在长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他为党结交了无数朋友,赢得了极高声誉。他成为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各族人民的共同的知心朋友。

  三是他的个人高尚品德的巨大影响。

  周恩来的高尚品德表现在多方面,融化在他的全部工作和生活中。他的高尚的政治道德和领导道德,他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他的超凡毅力和超凡韧性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融为一体,打上了他个人的深深烙印,是他为革命建功立业的精神力量,也是激励许许多多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革命建功立业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在革命事业和人民心中占有极重的分量。

  周恩来精神光大在建国以后

  1949年,中国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被压迫政党变成了执政党;周恩来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全党从长期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的紧张环境转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环境。这一变化带来新的考验,即执政的考验。

  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醒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相约:进京赶考,要考出好成绩,不当李自成。

  历史证明,周恩来考出了优异的成绩,经受了执政的考验。周恩来精神在执政以后得到发展和光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主精神

  他把民主当作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制度。他说,我们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①他努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仅五十年代,人大和国务院就制订了法律法规一千多项,力争把国家逐步纳入法制轨道。②这在建国之初的情况下是很难能可贵的。他自己更是模范遵守各项民主制度。他规定的每周一次的行政院政务会议和每月一次的全体会议(后来成立国务院后制度不变),只要他在北京,一定亲自主持,作出决定,共同执行。重要问题及时报告党中央。他特别重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总是一个一个地请非党员部长发言,并尽量采纳。

  在日常工作中,他高度民主,兼听众议,博采众长,尽量把各级领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他常说:“要你们来就是提意见,不提意见来干什么?都让我一个人拿意见,还讨论什么?”他采纳了的好意见,事后还要说明这个意见是谁提的。他说这叫“不掠人之美”。③

  他虚怀若谷,善于听取逆耳之言。1949年四五月间,彭德怀从西北前线来到北平,找到周恩来,研究完工作之后,彭德怀毫无隐讳地提出尖锐意见:“我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了;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周恩来不但不以为忤,而且非常赞扬地说:“讲得好,意见提得及时,很值得警惕,中央将会注意这些问题。”④

  平时待人接物,他也是豁达大度,发扬民主,创造宽松的环境。他喜欢文艺,特别是戏剧,也很内行。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最为尊敬,最感亲切,也敢和他争论,常常被他说服,但也有坚持各自意见的。他总是说,我只是一家之言。好吧,你是文艺家,尊重你的意见。

  二、务实精神

  作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日理万机,各项工作千头万绪,矛盾多端。他处理各项工作一贯强调的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同时,由于他作风民主,了解的真实情况比较多,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比较有数,能从实际出发,不搞理想主义和随意性。最典型的表现是1956年的“反冒进”。

  建国之初,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性非常高,都想把建设搞快点。经过1955年的“反对小脚女人走路”之后,1956年初已经发现了各地有急躁冒进的倾向。这时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1956年的国家计划中再增20亿元的基建投资,周恩来表示反对,并在会后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使得毛泽东非常生气。⑤

  随后,周恩来经过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提出“在反对右倾保守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并得到中央政治局同意。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安排的1956年国家经济计划,总的发展比较好。但到1957年,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更尖锐地批评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周恩来被迫多次作了检讨,甚至表示准备辞去总理职务,因中央政治局的不同意才作罢。直到1960年,毛泽东已察觉“大跃进”的失误后,才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⑥为“反冒进”作了比较公道的结论。

  三、公仆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的人生宗旨。作了国家总理,他更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在周恩来心目中,总理就是公仆,而且应该是最大最好的公仆。他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⑦

  作为最大的公仆,他最具有忧患意识,终日忧国忧民。哪里有了事情,有了问题,有了危险,他就到哪里去。五十年代,郑州旧黄河铁桥发生歪斜,他立即赶去。有人建议用钢绳拉正,他认为不妨一试,便亲自参加拉钢绳,人们劝阻,他说,大家能拉,我为什么就不能拉?1966年河北邢台大地震,在余震中,他两次赶赴现场,指挥抢险。他所在的地震棚还在抖动,他泰然自若,指挥若定。

  作为总理,位高权重。如何用权对任何领导人都是一个考验。他十分慎重地使用手中的权力。经常有许多报告,请他批项目,拨资金。他总是反复斟酌,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他说:“我是提笔千斤重啊!”“这个笔啊,太重了,我拿不动。”⑧

  他是总理,也是全中国最勤奋的“长工”,平时每天工作总在16小时以上。在他晚年,已身患癌症,一些同志劝他减少工作量。他说:“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在他最后的时刻,从1975年3月到9月的半年间,在医院里,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出医院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望他人4次。⑨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平均每天还要坚持两次公务活动!

  这位公仆晚年,衣襟上总是挂着那枚“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这是他一辈子身体力行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最朴质最真实的写照。

  四、廉洁精神

  为政清廉,本是一个国家公务人员最起码的品质,对周恩来这样完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不值一提的问题。但在执政以后,对全党来说,却成了一个严峻的考验。周恩来发扬廉政精神,既是他一贯的自觉行为,也是为了针对存在的问题,率先垂范,身教当头,与不良倾向作斗争。

  他正人先正己,要求别人的自己先做到。那时常有一些部门不断要求修建楼堂馆所,甚至先斩后奏,他极力抵制。他说:“我在任上是不会修建政府大厦的。”⑩他的住所兼办公室西花厅,多年失修,砖地潮湿,油漆剥落,光线昏暗。1959年,他身边工作人员乘他到外地视察工作时间较长,邓颖超也不在北京,乘机把房屋维修了一下。周恩来回来一见,勃然大怒,回身便走,坚决不回西花厅,临时暂住钓鱼台。直到把全部新添的陈设换成为旧的才搬回来。他自己在国务院会议上三次作检讨,并“公开亮丑”,“自我曝光”,请副总理、部长们到西花厅看看,要他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11

  他对亲属和身边人员非常严格。作为他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岂止只是遵纪守法,束身自爱,往往要作出分外的“牺牲”。他和邓颖超没有子女,只有几个嫡亲的侄子侄女。他动员他们回到故乡作普通的技术工作,或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插队落户,在基层、在少数民族地区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他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以善小而不为”,于细微处见精神。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副袖套。坐在桌边,便立即套上袖套,以免磨损衣袖。他常常“请客”。他的客人多,经常有同志来开会、谈工作。时间晚了,他让大家“别走了,我请客。”以至工资不够,要靠邓颖超的工资“垫着”,实际上是“大姐请客”。12却从来不动用一文公款。

  周恩来对自己的这份“苛刻”,是不是过分了呢?不!他说:“我是总理,我每件事都要想到全国人民。”

  周恩来为执政以后的共产党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周恩来精神升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如果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高位重权等等,对周恩来已是不太小的考验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对他就更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周恩来精神也经过这场考验进一步得到升华,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认识了周恩来,了解了周恩来精神。

  首先,他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勇”精神参加这场运动的。

  “文化大革命”是他“真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13,当然“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是后来的情况发展,使他认为做旁观者不行,做对立面会被冲垮,只能站在潮头上做弄潮儿,因势利导。14

  问题的症结之点在于这场运动是毛泽东不顾一切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而且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也已经得势,猖獗一时。在当时,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就只能“拥护”“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正难点,在于只能得到毛泽东有条件的支持。这条件就是拥护“文化大革命”,否则就必将被打倒。

  有一种看法,说如果周恩来当时公开站出来抵制毛泽东的错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将导致党的分裂。笔者以为,这绝无可能。果真出现这样的情况,只不过增加一个被打倒的对象而已,而且还将牵连一大片,只有等待以后平反,不会有其他的结果。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站住,不能倒下。这绝不是周恩来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全局的大事。这时绝大多数老一辈领导人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只有他和少数老同志还在台上苦苦撑持,身系天下安危。对此,周恩来本人和许多同志都是清醒的。周恩来能站住,就能维护党和国家的一线生机,从中起中和作用,减少损失,等待转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站住,当然得付出代价。他说: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要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要抱定入地狱的决心。15他一向提倡做人要有“大勇”16。古谚云“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周恩来就是以“入苦海”、“下地狱”的大勇精神,周旋于“文化大革命”之中。他不得不说好多违心的话,做好多违心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明知故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苦海”、“地狱”里煎熬,所承受的痛苦心情可想而知。他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17这里讲的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他心力交瘁地在“地狱”“苦海”里周旋了整整 10年!

  其次,采取韧性战斗的方针,有退有进,有柔有刚,刚柔相济,待机而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压力极大,但抗争的力量并未完全消失,抗争的事件屡屡出现,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在高层斗争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二月抗争”,采取的是“大闹怀仁堂”进行正面抗争的形式。周恩来以他的特殊地位、特殊处境,只能采取特殊的斗争方式,发挥特殊的作用。他采取的是从旁缓冲的方针,实行韧性的战斗。“韧”的战斗精神,是瞿秋白对鲁迅一项特有的评价,周恩来对此十分赞成。周恩来一生也像鲁迅一样,处处发扬这种韧性战斗的精神,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环境中,他更是坚持运用这种持久、有恒的战斗策略。这与正面抗争方式不同,没有那样激烈,但往往更有效。在一定条件下,周恩来便主动出击。主要有三次。一是利用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间的矛盾,协助毛泽东彻底粉碎了林彪集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四人帮”的气焰。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四人帮”集团基本不起作用。这使毛泽东看到了双方的能量对比和多少察觉一些“文革”中存在的问题,不得不更多地倚重周恩来和一些老同志。二是乘林彪集团垮台之机,发动批判极“左”思潮,同时争得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大批干部。三是全面肯定和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工作。这三件事最能反映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内心感情和真实态度。虽然批“左”被毛泽东制止,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但这三次斗争在当时仍然起了重大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对周恩来极端仇视。林彪集团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老同志列为“右派集团”,企图在反革命政变中“一网打尽”。“四人帮”集团则连续发起四次冲击:故意歪曲“伍豪事件”真相,进行造谣诬蔑:发起批“当代大儒”,批“周公”运动;批“经验主义”;批《水浒》,批“宋江投降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明枪暗箭,必欲把他扳倒。周恩来坚决顶住。——予以驳斥。这一幕,当时全党全国人民都能感觉得到。毛泽东也心中有数,制止了“四人帮”。周恩来终于站住了脚,在困难中继续进行他的韧性的战斗。

  第三、确定重点目标,锲而不舍,努力实现。

  对于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周恩来已无力回天。但是,对于他认为最重要,而又力所能及的几件大事,则锲而不舍地抓住不放,促其实现。

  一是千方百计地保住全国生产指挥系统的基本运转,特别是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维持了全国人民的最基本的生活供应。

  二是粉碎林彪集团之后,防止“四人帮”全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在最后的时刻还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18这无疑对后来叶剑英毅然决定动手粉碎“四人帮”集团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是尽力保护干部(包括党外人士),促进一些重要干部的解放和复出。特别是对邓小平,周恩来给予了全力支持,寄予了最大期望。他在进手术室时还招呼邓小平到身边,用力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19他要求大家都支持邓小平。1975年春,他到北海公园散步,碰见有意在那里等候的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万里向他汇报工作情况,讲到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周恩来说:“不要紧,有小平同志哩!”万里认为这句话含义很深。万里说:“后来我一直按照总理的嘱咐,紧跟小平同志拼命抓铁路整顿。”20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全力支持,对以后的历史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四是排除干扰,保持正确的外交路线和政策的继续推进。根据毛泽东的决策,他具体组织实施了中美、中日建交,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取得了重大胜利。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困境中的“战略目标”,都基本实现了。

  当然,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违心的话也是错话,办的违心的事也是错事。这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观察,今天全党的认识也是在新的条件下经过多年以后的全面总结才达到新的高度。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邓小平所说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1周恩来长期作为中央领导核心重要成员,在没能建立一个更健全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上,和其他一些领导成员一样负有自己的责任。以至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引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是历史的局限性。这个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着手解决,并将是一个长时间的任务。

  周恩来精神根植在中国人民心中

  周恩来离开他所无限眷恋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怀着最真挚最深厚的感情,赞美和怀念他的伟大业绩和崇高精神。人们称赞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是“人民的好总理”,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岁月的流逝磨不灭人们对他的思念。时间愈久,愈见真情。不仅在党内,也在党外;不仅在国内,也在国外;不仅在中老年中,也在众多的青少年中,都对他怀着深深的景仰敬爱之情,并由此在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远者,如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千百万群众就是手捧悼念周恩来的白花,为了呼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而走上街头,涌向天安门的。从而为粉碎“四人帮”,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近者,如近年来在重庆开展的“弘扬红岩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的活动,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两个文明建设,并在全国范围得到认同,带来影响。而“红岩精神”的灵魂是周恩来;“红岩精神”就是周恩来精神。

  这在当代中国是一种极具深刻意义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

  这是人民群众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周恩来一生无私奉献,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创造出伟大业绩。“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爱他,是对他爱人民的回报。

  这是人民群众民族文化心理的追求。周恩来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也是无产阶级的。中华民族历来看重人的品格,特别要求自己的领导人既能建功立业,又要品德高尚。周恩来的伟大业绩和伟大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理想的榜样。

  这也是人民群众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强烈呼唤。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现实社会生活中某些丑恶现象严重不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心是杆秤,不断地比较真善美和假恶丑,人民群众越是憎恶种种腐败丑恶现象,越是敬爱和怀念周恩来,热切期望发扬周恩来精神,加强党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哲人日益远,典型在夙夕。”朝朝暮暮,音容长存。周恩来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周恩来精神永远根植在中国人民心中。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 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7页。

  ②、③、⑧、⑩、11、12、贿《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3—4页、第193—194页、第91页、第88页、第88页、第284页、第 309页、第428页。

  ④、《周恩来与共和国元帅》,转引自《作家文摘》第243期。

  ⑤、⑥、14、《开国总理周恩来》第356页、第163页、第457页。

  ⑦、⑨、13、《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359页、第360页、第4页。

  15、18、1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94页、第 724页、第721页。

  1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0页。

  20、《万里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5期。

  21、《邓小平论中共党史》第106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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