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涉险密会张学良共商“逼蒋抗日”经过【3】

　　4月13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立刻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报告。会议同意谈判结果，并派刘鼎继续去张学良处工作。

　　4月15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东征前线的山西省永和县赵家沟村召开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在肤施与张学良会谈情况的汇报，批准了肤施会谈中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并对当前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一致认为：“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值得采纳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主张。

　　红军东征后所向披靡。蒋介石派了10万大军分两路开入山西，支援阎锡山。为了顾全抗日大局，避免大规模内战，赵家沟村会议认为：我军东征已取得了很大胜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打击了敌人，发动了群众，扩充了兵员，筹集了款项。为顾全抗日救国的大局，避免大规模的内战爆发，党中央断然决定：将“渡河东证，抗日反蒋”的方针，改变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

　　从4月中旬起，周恩来指挥留守各部保护渡口，准备船只，并亲到延川迎接。

　　4月22日，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由刘鼎带去。3天后，张学良接到周恩来的亲笔信拆开一看，只见写道：“汉卿先生：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定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

　　周恩来在信中以“快慰”、“咸服”字样，给予张学良甚高评价，敬佩之情跃然纸上。张学良对周恩来也引为知己，接读来信后十分激动。

　　他将信小心装好，对刘鼎感叹道：“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抗日。对中共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周恩来在信中还通报了时局动向，针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进一步阐明了中共方面的认识，并告知苏区发展的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重申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的态度，实际是肤施秘密会谈内容的进一步深化。此信随刘鼎作为中共代表赴任时面交，也起到了介绍其担当红军与东北军之间联络重任的作用，使刘鼎赢得张学良的信任，张学良当即十分高兴地对刘鼎说：“今后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刘鼎这位早在德国勤工俭学时即由朱德等介绍加入中共的老资格党员，遂以“秘书”身份入住西安的张学良公馆，为他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合作，提供了便利。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宣言》中说：“在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宣言》中提出了共同行动纲领6条和派代表具体进行协商的办法。

　　5月5日，红军全部回师河西，接着又转向西征。这时，东北军在蒋介石严令下向北推进。中共中央决定西迁保安，将瓦窑堡让给东北军。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指出：“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

　　就在张学良收到周恩来的以上来信两个多月后，他致周恩来的亲笔函：

　　此信由刘鼎返回苏区参加7月5日召开的安塞会议时面交周恩来。安塞会议的议题是商讨对东北军的工作，顺应“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推动张学良“另立局面”，建立“联共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把东北军和红军“合在一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十分重视，都从中央所在地保安赶来安塞出席。张学良在信中表明了东北军方面的意向，对双方拟议中的“西北大举”，提出要“6个月功夫”，一方面是“须准备整理”即整顿东北军，需要一定时日，另一方面是了解到两广和南京等“外间情况”，“大举”条件尚不具备，但他也再次言明自己的决心，“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即是实证，而且时间恰在“6个月”之内。至于“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则是指交界地区双方驻军之间发生的摩擦和冲突，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大体上能够遵照秘密的口头协议，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但为搪塞蒋介石“剿共”命令，双方有时要打假仗、放空枪，但遇有通报不及，不悉内情的下层官兵及少数坚决反共者，就要与红军接火，张学良特意申明“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

　　在这封张学良亲笔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同志”的称谓，不仅将直接交往的周恩来、刘鼎称之为“同志”，而且“代问候诸同志”即中共所有领导，还在信末注明“尔后用‘李毅’”，为自己确定了化名。从此函的称谓足以可见，张学良与中共方面已是“完全一致”的“政治关系”，稍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张学良的一封联名信就称“李毅”为“同志”，而且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双方往来电函都时有“同志”互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