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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因何事拍桌大吼:“我辞职不干了!”

尹家民

2017年09月13日09:23    来源:党史博览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图为出席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又称脚木足,今马尔康县白莎寨) 另立“中央”,并自任“临时中央主席”,扬言要“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的党籍,并下令通缉”。甚至在会场张贴一幅大啄木鸟口含毛、周、张、博的漫画。张国焘得意地说:“川康省理番县‘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啄木鸟嘛!我们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要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在不同时期担任过中共最高领导或负过总责,张国焘为何都与他们结怨,耿耿于怀,以至要把他们都“开除出党”?这四位党的重要领导人与张国焘之间究竟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呢?

  张国焘和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相识,都是中共一大代表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相识应该是在1919年。1918年10月,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把毛泽东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读者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为八块大洋。

  尽管毛泽东在湖南已有些名气,而且比张国焘大4岁,但此时张国焘已经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了。

  有一天,张国焘来拜访李大钊,正巧毛泽东也在。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志。”

  毛泽东迎上前,热情地同张国焘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张国焘向毛泽东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

  在这之前,张国焘经常去图书馆,在图书馆里见过毛泽东,知道毛泽东是图书馆里的职员,但并没有交谈过。因为他根本看不起这个小伙计角色的管理员。

  两人这次在李大钊家中的相遇,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不同的。许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自己与张国焘在北大相识那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而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这段时间的毛泽东有过一句点评:毛泽东和中共另一早期党员刘仁静一样,或许是思想有些“急进”。

  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很受陈独秀的赏识。此时,张国焘由于思想先进,也很受陈独秀器重。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到了上海。张国焘一见到毛泽东,便高兴地问候道:“毛润之,一路辛苦。”会议期间,张国焘不但主动与毛泽东讨论了一些有关建党的问题,还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北大的情形。

  张国焘为什么一反常态呢?这可能是因为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而毛泽东只在会上担任记录员。张国焘要做出一点领导者的姿态吧。从中共成立之日起,张国焘有较长一段时间居于中共的核心领导地位。

  一大结束后,张国焘被选进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分管组织工作。张国焘后来回忆起在一大时对毛泽东的印象:“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两人都是代表,又见了面。在三大上,对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刚好30岁。而张国焘则落选了。毛泽东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张国焘也注意到毛泽东不是个简单人物。他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回到北京的张国焘,心灰意冷,与杨子烈结婚。在北京,他与杨子烈一同被捕,并背叛了共产党,但不为人知,五个月后出狱。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张国焘又被选为中央局委员,重回中央工作;而毛泽东则落选了。

  落选的毛泽东有机会深入社会调查,并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1951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张国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再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毛泽东也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1927年7月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共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起义;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这样,周恩来、张国焘先后去了南昌,准备起义;而毛泽东则去了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责编:张鑫、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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