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前后的周恩来与共产国际

六大前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复杂、最艰难的一个时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周恩来是当时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在此期间几乎有关中国革命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他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但注重实际，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为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

临危受命，领导南昌起义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是跪地求饶，引颈就戮，还是挺起身来实行武装反抗，这是当时党内争论的焦点。周恩来是主张武装暴动的中共领导人之一。1927年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并已派大批军事同志前去湖南；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对暴动计划改了又改，所需款项也迟迟不发，最后认为暴动不可能，使得暴动未能付诸实践。为此，负责军事的周恩来与罗易大闹一场。之前的5月下半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并要求中共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明确提出改组中央领导。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却主张妥协退却，抵制、扣押共产国际指示武装反击的训令。6月下旬以后，武汉政府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经过改组，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7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决定由周恩来领导发动南昌起义。周恩来连夜回军委召开会议，他说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5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并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到达汉口，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24日，罗明纳兹、加伦、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举行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接济。同时，根据加伦的提议，会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7月25日，“最高领导机关”（联共中央）致电罗明纳兹、加伦：“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随后，联共中央决定立即给罗、加寄去30万美元。这说明南昌起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时，7月29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九江，给中共前委连发两份急电，说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30日，张国焘到南昌后，立即召开前委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一致反对这一主张，坚决表示：起义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因张国焘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数决定。激烈争论数小时，平时性格温和的周恩来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最后愤然以辞职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说话时，周恩来还气得拍了桌子。31日早晨，再次开会，又辩论了几个小时，最后张国焘屈服了。8月1日凌晨，周恩来领导的起义部队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为全党树起一面新的革命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