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多次关心指导外事翻译工作【2】

除了一般的知识面外，周恩来还特别关心翻译对外交业务是否熟悉，情况是否了解。

外交部内各种机密文件，如有关国家的情况调研、驻外使领馆的电报、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等，都按级别准许阅读。翻译处多数是年轻人，级别低，大部分文件都不能看，所以翻译时对背景、我方立场等往往一知半解。周恩来发现了这一问题，不止一次地指示部领导要让翻译了解情况，翻译要结合业务。他还说：“翻译不只是一个传声机器，翻译是人，是革命干部，要有自觉性和能动性……”他强调翻译要熟悉业务。

为了让翻译熟悉业务，周恩来指示，在地区司准备接待某国领导来访时，要请有关翻译参加讨论。重要文件的翻译，要有领导为翻译答疑。

对于口译，周恩来还特别要求在每场外事活动前，翻译都要看有关文件。我的丈夫吴建民是法语翻译，有一次周恩来会见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他去做翻译。外宾到达前，周恩来问他：“看文件了吗？”吴建民老实回答说：“没有。”周恩来有些不高兴：“为什么不看？”吴说：“翻译处没有这样的文件。”周恩来火了，狠狠批评了在场的主管部领导：“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不让翻译了解情况，是最残酷的。……翻译要看文电，不仅是参加口译的翻译要看，不参加口译的翻译也要看，此事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第二天，翻译处阅报室桌上多了许多文件，办公厅按照周恩来指示送来了有关文电和简报。我们可看的文件比其他单位都多，使我们不仅知道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还了解了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在看文件的过程中，我们还相互切磋对有些提法的理解，外文译法，提高译文的水平。

外交翻译政治性强，周恩来要求“完整准确，通顺易懂”。“完整准确”不等于“对号入座”，他主张吃透讲话（或文件）精神才能译好。前辈翻译家给我讲的一件事，对我印象深刻：1952年，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使节看电影，总理亲自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还通过秘书打电话到翻译室，片名不要直译，建议译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西方家喻户晓，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外鲜有人知，借用莎翁作品的题目，有助于外国观众理解。周恩来这一点拨，使我们更懂得“翻译不是传声的机器”，是交流的桥梁，“对号入座”有时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还必须注意使用外国人懂得的语言。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思想”怎么译成外语？开始我们译为“MaoTsetung’s Thought（当时还没用汉语拼音）”，即“毛泽东的思想”。也有人对“思想”的译法提出了疑义，大家讨论得很热闹，却没抓住要害。最后请示周恩来，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译为MaoTsetung Thought为好。后来，中文人名地名一律用汉语拼音表述，“毛泽东”3个字改为汉语拼音。

那时我们在翻译处里感到很幸福，因为周恩来对翻译很重视，很关心。他一直把翻译看作是“外事干部的一个来源”，要求翻译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说：“在外交谈判中，谈判代表本人固然重要，翻译也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地方纠正过来。”遇到重要文件的翻译，周恩来总要询问翻译处有什么意见。翻译政府工作报告或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他鼓励翻译提意见、提问题。翻译中共九大文件时，周恩来主持了4次同翻译的座谈会，讲文件的精神，解答翻译的问题，并征求对草稿的意见。周恩来这样做，是有意引导翻译多关心外交业务，提高政策水平。

我是幸运的。在开始外交生涯的关键时候，有机会耳濡目染周恩来的教诲，对外交翻译以及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敏感性都有了感性知识，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经历，终生受用。